在整顿初见成效、这一回合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虽是尖锐的、严肃的，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毛肯定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他们不承认有“四人帮”也并不十分介意。对“反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承担责任，说自己对（姚文元）文章中的问题“没有看出来”，“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并认为“不要小题大作”；但又指出，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邓小平主持会议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话都说完”的做法，毛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当时对“四人帮”的态度，既造成了对“四人帮”斗争的有利时机，又使得同“四人帮”的斗争十分艰巨和复杂。同时，随着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势必要进入“四人帮”控制的、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总之，整顿的全面展开与深入，同“四人帮”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迫切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理论队伍，有一个能战斗的写作班子，从理论上、舆论上支持整顿，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击溃“四人帮”，夺回思想阵地。所以，邓小平在6月上旬再同胡乔木谈话，具体商量政治研究室的组成人选，坚决排斥“造反派”的掺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是在将可以同“四人帮”对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中投下的重要一着。
邓小平对政研室的成立抓得很紧。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6月15日即在给政治局的关于成立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编辑《毛选》第五卷的报告中，同时提议：“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儿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六人之外，又增加了邓力群。他后来成为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同“四人帮”斗争的中坚之一。
6月22日下午，胡乔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6月24日早上，胡乔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领导成员开会，胡绳、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出席。下午即开始办公。7月4日，召开政研室首次会议。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与此同时，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来承担。在此之前，3月29日，康生同胡乔木谈了毛选编辑工作。4月4日，李鑫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三篇已经整理过的文稿送给胡乔木重新整理。4月12日、15日，胡乔木同李鑫等商谈了《论十大关系》等文稿的整理问题。6月21日，胡乔木请示邓小平，确定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人员，确定先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第三次 1975年6月29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他说：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乔木提出，在政研室负责人中由胡绳分工管，胡绳在十大时就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出席的。邓同意。乔木又说，不过学部的政治工作要请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要请国务院办公室管。邓都同意。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
后来（确切时间不详），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过：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写文章，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写文章的题目就多了。许多专业后继无人，现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几个老专家了。
说明
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进行的。在谈话中，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任务进一步做了明确的交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教育部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邓小平将这项任务交给胡乔木。因为上一次（6月8日）谈话中，对“分管学部”这一项工作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所以这次谈话交代“一定要”把学部管起来。邓小平并同乔木商量，具体落实了组织领导，业务、政治、行政三个方面都明确具体的人或单位分管。同时还提出“要办个刊物”的任务。如果说，“分管学部”是在信任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基础上，抓住了这支队伍，掌握了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权，那么，“办个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阵地。因为当时的主要思想理论阵地，如北京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所以，在一时难以夺回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阵地就显得十分迫切。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就与有关方面酝酿学部领导人选。7月9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向中组部提出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问题。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学部三位新领导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谈话，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邓小平汇报。办刊物的问题也不断催促，逐步落实。
邓小平抓的这两件事，引起“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很紧张，加紧商量对策。据后来王绍玺揭发，当时朱永嘉、王知常议论说：“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大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朱还说：“我们的《学习与批判》办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对手……《思想战线》（按：即学部拟办的刊物）一出来，那可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手。”朱永嘉后来交代说：“我当时埋怨张春桥、姚文元怎么不抓学部，将来总是个祸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几个月，就可以把机器开动起来。邓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学部，我认为对立面起来了”。他后来还托人去向张、姚建议抓政治研究室。
第四次 1975年7月9日
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除邓力群外都到会。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
会议第一次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毛泽东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4页）。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还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向到会者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对百花齐放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
邓小平还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昨日（7月8日）中组部确定、经国务院系统告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人选（林修德、刘仰娇、宋一平），邓小平说：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安排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
说明
7月9日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7月10日），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7月4日召开）。出席者为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会上，胡乔木先讲了政研室的性质、任务，接着传达了毛泽东7月初关于文艺的指示，并说，他理解主席说小说诗歌没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说诗歌没有。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情况材料的要求，议论了题目与分工。胡乔木就教育方面出了四个题目：教育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程度如何评价），学习时间，教师、学生的活动，基础课在课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过个别联系，从自己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意见。邓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学院的郁文联系。胡乔木说，郁文曾对他说过，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后，南方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刮理论风。胡乔木要邓力群顺便叫郁文把这个情况写个材料。会后，邓力群要郁文写科学院各主要学科研究工作情况，同时要他写关于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郁文写的材料经邓力群交给了胡乔木。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经常工作由于光远和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现已拆除）办公。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邓二人贯彻执行。
7月11日，于光远、邓力群向刚调来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志传达了10日会议的一些内容，具体布置了任务。在这次会上，邓力群提出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王子野等查阅了1969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在整理关于宣传“三突出”的材料时，发现自1969年11月以来“双百方针”提得极少，一个同志从《样板戏评论集》上发现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和“初澜”名义发表的好几篇文章中，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正好从指导方针和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7月初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他们又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文汇报》三种报刊上初步查核统计，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有18篇文章砍掉“百花齐放”口号，共19处。王子野等将报刊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情况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邓力群即把材料交胡乔木。
胡乔木读了这两份材料后，觉得砍掉“百花齐放”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个原则问题，值得送给邓小平看。不过因为材料比较长，所以写了一封短信，大意说这个材料很费工夫，值得看一下。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双百方针宣传的确比较少，特别是毛泽东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联用的话，在一段时间里只用了三句。关于“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两句，说也可看看。这信同两个材料在7月23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有一次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四人帮”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罪证被揭露，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又有一系列指示，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1975年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1969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在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他们在报刊文章中又重新将“百花齐放”砍掉。真是道地的复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