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积极地吸引海外投资，一面是投资移民“蠢蠢欲动”，中美两国的资本流向格局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为吸引投资移民，提振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美国国会提案称“外国人购房超50万美元可获美国居民签证”，道理似乎很简单：在国内购买力相对住房需求极度饱和的情况下，借助移民的力量消化过剩的房屋存量，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50万美元换来的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并不能直接找工作，但可以带来更具财富实力的消费，进而能够打破消费萎靡不振的僵局。
美国还准备成立跨23部委的办公室，大力推动美国“招商引资”行动，并通过本国的市场、资源优势重振美国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随着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投资外移及内需后续增长乏力，很多国家都把移民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也经历了从劳工移民、留学移民到如今以智富阶层为主力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
在国际移民大潮中，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也呈扩大趋势。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
留住“财富”要先打破垄断。近些年中国如此大规模的“潮涌现象”，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的流失、税收的流失、消费的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形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增长极”，然而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付出巨大的增长代价：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及较高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福利水平等，这一切开始动摇了人们幸福的基础。
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而相比之下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
投资移民看重的是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金融危机以后，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与之相比，中国与企业创业相适应的孵化体系、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制度设计还很落后，体制障碍构成了基本的制度性约束。
当前，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全面上涨，产业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部分企业主甚至通过腾挪银行贷款或海外汇款等方式转移资产，资本外逃不但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也使得国家财富流失严重，防范财富大规模流出已经刻不容缓。
如何通过更好机制和政策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战略性议题。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创造财富并把财富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