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下的现实与中国经济走向
威胁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的“不定时炸弹”频频来袭，全球经济正步入新的危险期。总体而言，外部环境的改变通过金融、贸易、信心三个渠道影响中国经济与宏观政策的走向。
从金融渠道来看，主要是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在主要储备货币贬值和美国两轮量化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以M2口径衡量，发达国家M2已升至10万亿美元，并将流动性推向经济基本面尚为良好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进而改变了中国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为应对高涨的流动性，今年以来央行三次加息，货币政策由“宽”入“紧”，但却难以摆脱多重“政策两难”：以利率工具为主体，必将面临“不可能三角”的困境，加息政策必将与升值预期和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相冲突，使紧缩的货币政策失效；以数量性政策工具为主必将面临存款实际利率为负、民间利率高涨与短期流动性出现结构性变异的困境，从而难以克服负利率带来的经济泡沫蔓延、体系外金融高涨，甚至资金自我繁衍的问题，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事实上已经被削弱了。
从外贸渠道来看，尽管中国低端制造业出口受“土豆效应”（经济萧条时期，消费者舍弃高端产品转向中低端产品导致对后者需求上升的现象）影响依然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但进口价格持续上涨，出口价格基本稳定导致贸易条件正趋于恶化。很多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倍感经营环境艰难，人们甚至用“三上三下”来反映当前的经济困局，所谓“三上”，即人民快速升值，通胀压力加大，以及原材料、利息支出、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导致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而“三下”则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可获信贷融资量减少及利润率的下降。外部冲击叠加转型阵痛，让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从信心渠道来看，美国债务上限的内耗、欧债危机久拖不决及经济再度低迷下政策工具的捉襟见肘，都大大影响了全球投资和消费者的信心。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乃至信心一体化的今天，信心的互相传导也影响到了中国，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过度的恐慌，很多企业的外贸订单及海外投资也开始犹豫。
在国际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政策环境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应该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协调性的基础上，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前瞻性，以静制动，同时，总量调控不能包打天下，要配合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政策（中小企业、民间信贷、结构减税、产业和技术投入等激励政策）化解内外压力，而更长远的还要依赖于更多的“体制攻坚”和“深水区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