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演变新趋势
此次金融危机将对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路径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纠结于复苏与平衡的全球经济，正越来越凸显出其复杂性。尽管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还将在很长时期内持续，但长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经济复苏中利益分配不均等化的实质，已经使几十年来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在“多元化”格局中孕育着变革。
事实上，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人类似乎总能从危机中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比如，大萧条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传统的以“雁阵模式”为特征的东亚区域分工格局，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必将对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路径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
此次达沃斯论坛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瞩目的“主角”，这种受关注程度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全新的形势。
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上升，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全球经济与贸易重心正在“由西向东”发生转移。特别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升高。有包括APEC21国、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25国、东盟10国、太平洋岛国论坛16国等众多经济和贸易同盟，其人口总数、GDP总量均占世界第一位。其中，仅APEC成员国人口数量即达27亿，占全球40%，GDP和贸易量总额分别占全球的53%和54%。后危机时代，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更加明显。2009年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1.1%的情况下，亚洲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达6.2%，亚洲经济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根据经合组织（OECD）预测，2010年OECD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2.8%，相比之下，2010年亚洲经济（不包括日本）的平均增速可达到8.2%～9.4%，相当于OECD国家的三倍，亚太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新兴经济体潜在需求巨大，内需活力渐趋形成，对欧美经济依赖度下降，对内需求依存度开始上升，而中国更是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扮演着向全球输出总需求的重要角色。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2009年，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据世行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同时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稳步回升，内需增长强劲，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对美国出口起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11月美国当月对华出口增长1.9%，达到创纪录的95亿美元。美国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贸易逆差大幅减小，除了美元贬值的因素外，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稳定增长的需求。相比之下，我国贸易顺差也从2008年的11.6%降至2009年的8.9%，2010年进一步降低至6.2%，这说明中国不仅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逐步替代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需求增量的主力军。
二、多极博弈格局复杂性加剧
这种“新现实”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尽管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不可持续，但调整的步伐却异常艰难，全球经济失衡深层次矛盾的解决，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分工体系正面临利益分配巨大不平衡的困扰。一方面，一些以“借贷推动发展、消费促进繁荣”的发达经济体，在超前消费的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回报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资本透支，产业掏空。另一方面，以“发展制造业、通过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亚洲经济体，则在经济发展上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背上了贸易盈余带来的资本包袱，使自己的经济积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债务所累。
二是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脱节日趋严重，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
三是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布的失衡。截至2009年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在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2个是发达经济体。
与此相对应，截至2009年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因此，更直白一点讲，全球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失衡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表现。
三、球经济面临转型阵痛期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今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压力。对于美国而言，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首先，调整受制于巨额财政赤字。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巨大财政资金的支持，仅医保改革就需要9400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已经给政府留下巨大赤字的后遗症。目前，美国国债超过14万亿美元，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即使有再好的改革方案和调整构想，也会因缺乏充足的财政支持而难以实施。
其次，产业调整空间有限。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传统制造业重组缺乏竞争优势，“再工业化”进程将步履蹒跚。
最后，扩大出口前景也充满不确定性。在未来几年内，欧、日经济复苏缓慢，美国难以指望扩展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而同样饱受高债务、高失业率困扰的日本、欧洲经济体，改变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大幅增加研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很快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并非易事。
而世界经济的另一端，面对全球需求结构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发展中国家既要着力扩大内需市场，又要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和争取新兴产业市场空间，调整压力明显加大，从而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阵痛。据IMF预测，预计在后危机时代贸易盈余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维持在低位，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将可能会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趋势进一步强化的重大考验，尽管财富和影响力正在“由西向东”转移，但可以预计的是这一过程绝不可能那么顺利，全球都将步入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四、各国希望靠创新赢得新增长周期
尽管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艰难，但各国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将来自于新兴产业，而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的较量。因此，美、日、欧分别推出了各自的国家创新战略。
美国向来以“创新著称”，传统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在过去几年的高反差表现促使奥巴马“弃传统而求新”，2011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以“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11年国情咨文。这是奥巴马上台后第二次发表国情咨文，重点聚焦增加美国在全球舞台各个领域的竞争力，要从创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三大超越”，并呼吁美国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
日本于2010年发布了“新成长战略”报告。新成长战略包括六大领域，分别为环境能源战略、健康（医疗、养老看护）战略、亚洲战略、旅游观光地区活力化战略、科技战略和就业人才战略。这既有别于依赖公共事业和财政的“第一条道路”，也有别于在“结构转型”名义下通过提高供给方面的生产率来实现增长的“第二条道路”，而是要沿着以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为目标的“第三条道路”前进，即到2020年，在环境、健康、旅游三个领域创造100万亿日元以上的“新需求”，以此来扩大就业并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让欧洲人深刻意识到，产业结构老化，缺乏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生产率低下，未能适时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体，是导致“欧洲僵化症”长期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因此必须尽快调整欧洲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2020战略”出台，其优先目标就是要提高欧洲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能力，从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结构转变。
而“十二五”期间，中国也将经济转型的最大突破口放在了建立新的产业体系上，要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结合，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产业持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大发展。
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挑战又将到来。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世界经济还将面临怎样的成长性考验，世界经济格局都在发生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