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原油产品和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之间的套利价差合约（简称CFD）。一个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欧洲，但在美国曾经受冷落的金融产品为何能够强势回归，不仅证明了国际原油定价权的本质就是美元定价权及其主导的期货定价机制，而两者价格的罕见背离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全球有原油计价体系重建的可能性。
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让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与美国WTI原油期货之间的溢价急剧升高。由于利比亚的石油60%输往欧洲，仅5%输往美国。CFD的强势回归再次证明国际油价的金融属性已经远远超过其商品属性。21世纪初，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石油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成为复合的金融体系，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金融化”趋势。石油安全本质上已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美元量化宽松向全球释放出海量的流动性，石油等的金融属性表现得更加突出，油价基本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期货价格已成为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的先行指标。
人们可能认为“百元油价时代”，0PEC组织应该是油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事实上，OPEC国家虽然拥有石油垄断供给权，却不具备石油垄断定价权。由于“石油—美元”的贸易结算机制，使得能源的所有权与定价权相分离，石油供给者却不能成为定价者。石油与美元挂钩的机制，也使美国拥有强大的石油定价能力，而且“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更让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资本利得，赚得盆满钵满。
相关统计，当前国际市场流通的石油美元达1.4万亿～1.8万亿美元之巨。而这些“石油美元”又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使美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下顺差的平衡。多年来OPEC巨额石油美元与东亚国家出口型经济形成的大量商品美元一起支撑着美国经济繁荣，也由此构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这样一个稳固的资本流动封闭环，不仅不断壮大美国的金融资本实力，也形成了巨额石油美元的沉淀。
纵观国际石油定价权的演变，世界石油价格定价权机制经历了从西方垄断寡头石油公司定价，到OPEC定价，再到以石油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的定价机制转变的过程。目前，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北海Brent原油是全球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全球原油贸易的50%左右都参照Brent原油定价。事实上全球每年石油贸易量在130多亿吨左右，通过现货市场的交易量只有20亿吨左右，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实物交割。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巨幅涨落的背后是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获取的巨大套利空间。据相关统计，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有70%属于投机行为，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中，投机炒作因素就占6～8美元。2008年，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一份报告更足以说明问题。报告显示，原油期货交易所中的“超级庄家”总共持有4.6亿桶（约为6500万吨）原油期货，几乎相当于中国一年原油产量（近1.8亿吨）的1/3，其对原油期货产品价格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因此，国际原油定价权的本质也就是美元定价权及其主导的期货定价机制，这种失衡的国际战略分工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迫切认识到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石油定价体系。特别是对于每年进口量约9亿吨的亚洲地区，中日韩三国每年进口原油都在6亿吨以上，却没有自己的原油计价体系。亚洲各国必须力图建立对自己更加有利的石油市场交易规则，谋求区域原油定价中心地位，提升本国在石油市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形成所谓的“亚洲价格”。
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壮大在石油市场的定价能力，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原油期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未来可以将外汇储备与能源储备结合起来考虑，把单纯的货币储备与更灵活的石油金融产品结合起来，即把石油金融合约如石油期货合约、石油债券合约等也视作一种新型的储备货币，既能使过多的外储向实物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原油的定价。
粮价篇：国际粮价飙升的资本逻辑
在某种程度上，粮食已经实现了从单一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粮食安全本质上已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
全球还未从危机中真正走出，又迈向通胀时代。在全球货币总闸门打开的大背景下，粮食的金融属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标准普尔高盛8种农产品价格指数（GSCI）2010年迄今上涨30%，全球粮食价格飞涨导致的粮食危机正成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对全球的又一次重大冲击。与此同时，自201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通胀的先导部队，“豆你玩”、“蒜你狠”、“玉米疯”……中国大部分农产品涨价潮也轮番上演，10月4.4%的CPI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从国际到国内，中国如何抵御全球粮食价格引发的危机，需要整体布局。
今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高温、潜在干旱、洪涝、水灾等不良因素使全球粮食生产受到一定威胁，确实影响到全球粮食的供给，但从全球粮食供求面看仍处于紧平衡格局。数据显示，与2007年至2008年全球粮食市场状况相比，近两年连续的粮食丰收，使全球粮食库存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10年世界谷物产量将比2009年增加1.2%，达22.8亿吨，接近2008年的创纪录水平。其中稻米和粗粮分别增产4%和1.4%，小麦略减0.9%。全年谷物总需求22.68亿吨，同比增长2%。可见，当前发生的并不是粮食实体本身的短缺危机，而是粮食金融化后带来的泡沫化危机。
粮食本来是必需品，但在全球资本大鳄的眼中，却成了资本逐利的投资品和资本品，这恐怕与作为全球财富标志的美元已经不再是一种硬通货有密切关系。财富标志由两个要素构成，其一，它是财富的最终归属；其二，它和世界公认的有效结算、支付手段直接挂钩。过去我们都把美元叫硬通货，原因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并成为世界性结算货币，这意味着它们互为财富标志。自2002年以来，美元江河日下，进入战略性贬值周期，美元作为全球信用基础的根基正在发生严重动摇，而资本总是要依附于一个财富标志物上的，美元的财富标志地位发生动摇，谁来担当这个角色呢？人们必须寻找新的投资产品，以保证财富不被湮灭。粮食、石油、贵金属等初级产品，便是财富标志新的目标。
自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构成了复合的金融体系，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粮食“金融化”趋势。某种程度上，粮食已经实现了从单一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粮食安全本质上已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特别是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粮食的金融属性表现得更加突出，粮食作为“白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黑金（石油）之后新的泛货币化价值符号，粮价基本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这正是全球粮食供求与往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价格不断飙升的根本原因。
自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两年多时间增长了2.57倍。与美国相似，英国央行资产规模增加了近一倍，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也扩张了30%以上。受货币推动，全球市场信心得以迅速恢复，流动性过剩格局重现。
在流动性的推动下，一方面，全球新一轮通胀重压已经形成。目前全球通胀率略高于3%，这意味着全球实际利率为负值（约为-0.6%），通胀率的升幅已经超过了名义利率的升幅。通货膨胀保值国债（TIPS）等负利率债券品种大受追捧，美国通胀预期重燃、欧洲通胀率升至近两年来的最高点，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胀更成为新的洪水猛兽：受食品物价大幅上涨带动，韩国、俄罗斯、印度消费者价格攀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而另有迹象表明，一些金融资本正从房地产和复杂衍生品投机中转向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导致国际资本投机炒作粮食期货甚至囤积现货，为躲避粮食涨价给下游企业带来损失，一些国际食品业巨头纷纷利用金融衍生品对冲风险。国际资本正在厉兵秣马，准备新的一场财富大转移。
全球粮食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如何增强国际粮食定价权？中国需要怎样的粮食安全战略？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有更长远的思考。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另一方面，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发展的约束日益突出，中国的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从外部情况看，在国际资本掌控全球市场的格局下，我国的粮食产业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低端制造，靠天吃饭”，粮食生产极易受制于天灾和人为的掌控，不仅无话语权和定价权，产业命脉甚至还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中国粮食安全岌岌可危。
中国必须将粮食安全与粮食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将粮食产业作为粮食工业去发展，在粮食产、供、销重要领域和环节完善产业链，着手培育现代化、资本化、金融化的粮食龙头企业，完成全局性的关键布点和掌控能力，让政府在粮食危机最关键的时候，具有一定的调控能力。为此，中国也应该建立有关粮食金融政策、建立粮食产业发展基金、成立粮食投资和粮食储备银行，推进粮食贸易融资、大力发展自己的粮食期货/期权市场，加强国际粮食产业的发展与协作等，真正增强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金融定价权和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