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乌云渐退，让主权债务危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债务人对债权人的“金融压榨”正愈演愈烈，债权人必须有清醒认识并做好应对。
当前全球储备失衡和全球债务失衡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是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累积。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发达经济体的对外债务余额超过对外资产余额，成为对外净债务国。
中国拥有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50%，新兴市场纷纷成为净债权国。
与此相对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按照传统的国际经济或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资本应该“垂直流动”，即由资本富余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理论，全球债务就应该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这种理论能够解释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全球债务结构，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债务危机，就是发展中国家累积了过多的国际债务所致。
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在国际间倒流，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净资本流出国，而绝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成为净资本流入国。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外债，而新兴市场经济体持有的外债份额不断收缩，出现显著的全球债务失衡。
发达国家成为债务国，而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债权国，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全球经济中存在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在这种双重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这就形成了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债务循环。因此全球的失衡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
债权人利益大幅受损的危险因债务国债务规模不断攀升，尤其是亚洲国家。债权国在当今国际信用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投资收益低；第二，由于美元不断贬值，债权人资产的价值在下降；第三，债权国、特别是亚洲国家为了防止美元贬值引起本币升值过快损害出口，不得不持续卖出本币买入美元，从而陷入无法摆脱的美元困境。如果听任本币升值，除了对出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外，还会引起国际热钱的涌入，推高资产价格，引起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当前，直接违约并不是政府让债权人遭受损失的唯一方式，但“不负责任”的长期金融策略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债务赤字恶化最终导致政府出现赖债行为。事实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金融压榨的方式：依靠预期之外的通胀，以贬值的货币偿还债务。另外，在未来融资需求很高的情况下，按照政府的利益扭曲债券价格则尤为有效，而这也符合目前及未来许多年的情况。
以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为例。美国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项目账户高度对称。美元国际循环依赖于两个“交换”：即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第一个交换是，美国用不断增长的货币收入可以在境外购买其需要的产品、资源和服务，以维系其低成本、高质量的生活，其表现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的迅速增加，并以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地向世界输出美元；第二个“交换”是，境外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元金融资产回流美国，美国借此为其对外贸易逆差或经常项目赤字进行融资，从而确保了对外支付，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经验表明，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资本流入进行债务融资。
从货币构成来看，美国的外国资产大多以外币计价，而其负债则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作为货币发行国，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其主权信用风险的发展还可能会以隐性违约方式出现，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2006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美国又再启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货币投放，而这背后是正在掀起的全球范围内对债权人的“金融压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