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工资为何这么难？中国似乎有成本上涨的恐惧症。工资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不同步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稳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摆脱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将是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步。
《工资条例》历时多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劳资利益分配、同工同酬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更在于对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否侵害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以及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通胀总水平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相比CPI构成中食品和工业品两大类商品，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类消费项目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由于工资的黏性以及向产品价格传导的滞后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对最终商品销售价格的传导效果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务业转移人力成本和提价则相对容易。资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较高的企业，一般具有足够的利润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相对上升。
但是，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这不仅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形成全社会低工资的状况，但反过来看，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低估也是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端化的症结所在，中国廉价成本造就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从短期来看，国家需要降税负让利于民。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税负较高，这直接导致非常高的经营成本。2005年，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年度“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以160位居全球第二。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数字的全面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我国中小企业承担着高税收负担是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中小企业从总体税收负担水平上看，居高不下，税收占销售收入的负担率为6.81%，高于全国各类企业6.65%的平均水平；税收占资产总额的负担率为4.9%，高于全国1.91%的平均水平。过重的税负不但增大了企业的负担，也挤占了工资上涨的空间，如果税收负担能下降，这部分成本下压之后完全能用来填补工人工资上涨的成本。
从另一方面来看，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财政收入增长状况来看，1996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率，2001年、2004年两者的差额分别高达15.4%和12.8%，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更是高达32.4%，2008年和2009年也分别达到19.5%和11.7%，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还富于民还有很大空间。
而最根本的还是要由低成本驱动增长向劳动生产率驱动增长转变。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如何把工资上涨当做一种倒逼机制也可能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国际经验表明，工资上涨并不能降低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而可能成为结构优化的契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在80年代都曾经历过人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例如，日本在60年代以高投资、高化工为主导，带动了经济的起飞。但在1970年前后，工资快速上升推动日本在70年代初期进行结构转型。根据日本的经验，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而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
因此，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良性平衡，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中国未来几年将面临对劳动力重估的进程，中国是否能够以此形成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带动中国经济二次起飞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