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促转型”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重头戏，更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懈动力。中国经济增长正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战略节点迈进。
中国的经济崛起一直是一个奇迹，中国为什么能长期持续地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
要素红利。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国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改革红利。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全球化红利。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之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当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时，是否能够寻找到启动新经济增长的发展引擎。中国既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挑战来看，是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冲击与挑战。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因此机遇也就来自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这恰恰是中国发展战略的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
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每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阻碍，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础、酝酿动力、提升能力、养精蓄锐的蛰伏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此次金融危机和历次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次危机不仅是周期性的危机，更是一次是累积性的“结构危机”，而这其中世界消费与储蓄结构的失衡就成为传导失衡的重要一环。消费与储蓄的本质是生产与需求的关系问题，它涉及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问题，而这也是资本论体系分析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世界消费与储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长着”。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本应在本国内部实现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通过全球化体系表现为顺差国与逆差国（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之间的矛盾，一国的内部失衡也就表现为各自的对外失衡。
金融危机后全球储蓄-消费格局必定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
30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6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2.3万亿以上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演进路径。从立国到强国再到富国，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以往的国家赢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它将涉及一国整体的发展路径和动力结构的转换，危机给了我们一次深刻反思和学习的机会，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所有的危机都是如此。中国需要正确区分长痛与短痛，在经济增长引擎转换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中国如果以此为转型机会，向均衡方向收敛，那么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将是走向经济健康、成熟的有益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