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危机使全球经济正面临一个历时多年的再平衡过程。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和趋势将发生很大改变。2009年中国或将第一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净输出。这表明中国吸引资本对外开放的路径出现了战略性拐点。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这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中国制造”的时代将被“中国所有”的时代所取代。
资本全球化流动规律反映了一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和差异化优势。大规模的资本跨国流动是“双刃剑”，资本的流动在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与承担风险巨大反差等成为全球金融风险的重要诱因。
中国资本将形成净输出。一般而言，国际资本对一国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向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外向型经济条件下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资本赢利的比较优势也不同。在资本开放初期，国际资本的流入通过“外溢效应”弥补了一国的资本缺口，通过缩小技术差距，提升了全国要素生产率；然而，随着国际资本流入的持续大量涌入，不仅溢出效应趋于收敛，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更对宏观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带来较大冲击。
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成本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
此次危机使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一个历时多年的再平衡过程。作为需求端的美欧国家也正在被迫调整发展战略，降低负债率、提高储备率，转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减少贸易赤字的失衡。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和趋势将发生很大改变。
根据笔者估算，2009年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可能达到1400亿美元，而同期预期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在800亿～1000亿美元之间，2009年中国或将第一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净输出。这表明中国吸引资本对外开放的路径出现了战略性拐点。事实上，中国海外投资的提速，既有对外产业布局的考量，亦有通过调整资产结构，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这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
充分提高中国资本效率。多年来，资本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内外多方面的压力，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也是政府的既定目标。如何主动实现这种格局？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包括产业分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链）上获得战略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是使本国资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使资本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积极向金融分工链的高端推进，摆脱传统“渐进式”和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通过资本竞争力形成制度优势和投资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与此对应的政策方向有：首先，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上，尤其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更主动、更大规模地对外输出经常项目所积累的资本；其次，改变目前中国外汇积累绝大部分由官方外汇储备投资主导的现实，形成包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在内的多层次的资本输出主体及其策略组合，从而形成成熟的资本利用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输出模式，积极开展中国资本的全球布局。
一是积极塑造和培养本土跨国公司，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通过股权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不断提高中外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
二是通过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主权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搭建连通内外的金融平台，不断提高中外金融资本的融合度。
三是将高额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资产。缓解外汇储备压力，畅通外汇投资，通过资本输出，建立国际资源供应地。
四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和境内战略投资者走出的双向互动，实现内外金融市场互通互连。
五是通过资本带动新兴中小企业国际创业。在新一轮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之时，国家应着力实施重点推进的“高成长国际创业战略”。考虑到大多数新兴中小企业的规模限制，应该鼓励规模组制，形成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的战略联盟，推进那些“高技术”、“快增长”、“强扩张”的新兴企业国际创业，中国未来的资本输出的主力军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
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循环再平衡进程的推进，“中国制造”的时代将被“中国所有”的时代所取代，中国经济将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