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新动源
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真正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然而这个阶段也是经济社会风险高发及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双重转变，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参与全球利益分工的赢利模式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4000～5000美元的跨越。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动向。历史经验和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人均GDP的更高突破；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甚至倒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这道“分水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万美元的突破。
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首先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其次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内需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第二，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在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备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而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钱纳里、罗斯托等的工业化理论与发展阶段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临界点上。人均4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库兹涅茨的研究，都阐述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呈明显下降趋势，产业结构的重心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规律。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来看，重工业的比重逐步提升；从整体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4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第四，微观基础结构出现新变化。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企业实力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广大中小企业是产业的重要支柱力量。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大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跨国公司或企业迅速崛起壮大，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阶段跨越。例如，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年营业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比重从2.4%上升到5.4%；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从0.13万个上升到0.61万个，增长了3.69倍；资产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资产集中度达到46.7%。
第五，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4000美元后，也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第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七，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的情况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表明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开始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日本经济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中国等新兴经济纷纷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的美元陷阱）”。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流入，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管理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因此如何真正与美元脱钩，推动货币互换建立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主权货币结算制度和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打破美元陷阱和美国国债的陷阱是保护好国民财富的根本。
当前我们的国家赢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传统模式已达到极限，必须需求向全要素增长率寻求新的增长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