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很少有哪国的政策制定者敢于提出托宾税。
时至今日，当海量的资本一次又一次严重冲击实体经济运行的时候，托宾税又再次进入各国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渣打银行研究报告显示，自2009年以来，包括巴西、印度、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陆续出台了若干措施应对全球资本流动的不平衡，堵截外部资本、设定“托宾税”等。泰国政府决定，从2010年10月13日起，对外资在泰国债券的利息及资本利得可征15%预扣税。巴西政府2010年10月决定将外资购买债券的税率提高两倍至6%，以遏制流入固定收益市场的资金。韩国去年11月中旬也宣布，将支持关于对外国投资者的国债收益利得征收14%预扣税的相关立法，并准备采取额外举措应对资本流动变化。
征收银行税已被提上欧盟的议事议程，而美国继续放水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对资本无序流动征收托宾税也很可能是大势所趋。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随着全球浮动汇率的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增加了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现实的影响，因此，各国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已经成为最迫切的战略性议题，而这其中曾被认为是“非常规”手段的“托宾税”很可能成为未来极为“常规”的资本管制手段。
如何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框架下的最复杂的难题。事实上，早在大约3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率先提出对金融交易征税（托宾税），以遏制短期资本投机。托宾认为，“商品和劳务对于国际价格信号的反应速度要远远慢于流动资金对于国际价格的反应速度，以及由此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变动速度要远远慢于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速度（包括汇率），故放慢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对于稳定现实的经济是绝对必要的，而以较小比例的征税可以使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放慢”。在托宾看来，资本的过度泛滥似乎使国家金融体系成为一个过度润滑的高速列车，在轨道陈旧的发展中国家飞驰而过时更容易酿成巨大事故，因此征收资本交易税就是向“国际金融飞速旋转的车轮撒沙子”，以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动性来获得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
不过，此后，很少有政策制定者敢于提出这种想法，因为它看起来极其不为社会所认可。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GDP增速3.5%左右，国际贸易增长平均增长6.8%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4%左右，大约是全球贸易的两倍、全球生产的四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大大增强，资本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每天有全球日均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只有2%是因为贸易和国际投资引起的，其他都是投机性交易。这些投机资本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现过度反应，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不可逆的正反馈机制，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乃至大宗商品价格以及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无一例外都有跨境资本的“兴风作浪”。
而作为一向鼓吹并资本流动自由化的IMF也改弦更张。2010年年初IMF发表了一篇名为《资本流入：管制的作用》的政策报告。该报告罕见地承认短期资本流动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并认可在一些情况下有必要对资本流入施加管制措施。2011年3月21日，IMF执行委员会讨论了题为“国际资本流动监控政策框架”的文章与相关补充说明，将有史以来首次正式制定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限制性框架。
近日，饱受金融市场动荡之苦以及负债累累的欧盟也终于加入了倡导征收“托宾税”的阵营，表示欧盟对金融交易或金融活动征收“托宾税”将是欧盟委员会实现预算独立的首选。就如2010年奥巴马提议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股本和受保险存款以外的负债征收0.15%的银行税一样，欧美立场的改变似乎也不仅仅是出于挽救财政的考虑，实施“金融危机责任税”，向投机资本问责将不可避免。
当然，全球征收“托宾税”还存在一定操作上的难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各种避税工具层出不穷，金融资产多样化使各类头寸相互混合，对征税提出了挑战，此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地分配税源也是一大难题。按全球外汇市场的每日净成交量为4万亿美元，一年有250个交易日，则全年总交易量在1000万亿美元左右。如果按总净成交量征收1%托宾税，则税收收入每年为大约10万亿美元，这笔巨额的收入又该如何分配？不过，与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损失相比，技术上的操作困难不会阻碍这一未来的大趋势，全球征收“托宾税”似乎已经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