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美元潮涌”以及内部货币存量急剧放大的双重压力下，泛滥的流动性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洪水猛兽，中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巨大蓄水池，而周小川的“引流入池说”也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各类解读。
这里需要我们理清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曾将货币循环分为产业循环和金融循环。货币的产业循环是指为了支撑经济社会中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而投入使用的货币量。货币的金融循环是指用于资产运作的货币量。显然，从需求角度出发，“流动性过剩”对应的不是在实体经济运行中流通的流量货币过多，而是存在于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等虚拟经济内部，与实体经济活动不相关，没有直接作用于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存量货币过多。居民/企业资产选择较少、流动性存量向实体经济投资的效率较低是流动性过剩存量转化与增量结合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的源头。
那么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到底多多少？数据显示，中国实体经济是5.5万亿美元，到2010年年底，中国货币存量超过10万亿美元。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从目前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当前美联储再次启动印钞机，成为制造全球流动性和通胀的引擎。更为严重的是，各国货币超发，跨境流入我国资金增多，外汇占款增长加快，增加了货币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截至今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增长0.249万亿美元，相当于向流通领域又增发了1.6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货币，货币超发的外生性风险急剧放大。
由于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失去独立性，中国想以量化紧缩对抗美国量化宽松，效果未必尽如人意。目前，我国内外部政策冲突日渐显性化，集中表现在内部货币稳定及外部汇率稳定的冲突，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我国国内流动性充裕，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价格迅速上涨，外汇占款和冲销干预压力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流动性的风险。因此，第三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些流动性风险”？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流动性尚无“拐点”，因此政府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在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窗口指导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要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让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主导流动性平衡，转向更为坚决的供给型治理模式。为此，笔者提出三种善治之道：
第一种是“吸”。从根本上来说，对流动性的吸纳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金融投资工具、金融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要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将M2的增长转换成M3、M4的增长，除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应积极发展债券资产、股权、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池”。
第二种是“引”。要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大量富余的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引导温州的闲散流动性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
第三种是“放”。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包括QDII等）和加快推出国际业务，这相当于“放水”。前者通过商品等实物资本形式以及通过债券、股票、衍生证券等金融资产形式输出流动性，减少池子中过多的“水”；后者则是在上海建立类似纽交所那样的上市条件较为严格的，面向国内外大公司的主板市场，以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这样，让境外企业在中国A股发行上市，既增加了国内资本走出去的途径，也在实际上平衡了“池子”中的流动性，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