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府所征收的商业税，主要是市税，也称市租，战国时不仅是国君的私人收入，而且也是封君和将相的私人收入。比如边地的驻军设有“军市”，而从“军市”所征的税主要为驻军的将领占有。赵国名将李牧曾把军市的税收用来赏赐士兵，得到了士兵的拥护。
内史总管全国的“粟米之征”，即田租收入，因此后来被称为“治粟内史”。关于内史征收的情况，云梦出土的《秦律·仓律》中记载说：征收田租所得的粮食、禾秆、饲草，必须立即登入仓库账簿，上报内史。
有人认为，战国时期有些国家是实行单一的人口税，如秦国自从商鞅“初为赋”以后，一直推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就史实而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秦在“初租禾”以后又实行“初为赋”。实行“初为赋”并不意味着废除征收土地税，秦对本土农民是既要征收田租，又要征收口赋的。
战国时期，各国的赋税制度大致是相同的，既征收土地税，也征收人口税。就人口税而言，魏国是按户征收人口税的，魏文侯时邺县“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十三万为河伯娶妇”[24]。此外，各国还有各自的特殊规定：
就楚国而言，贩运牛马羊等牲畜，其赋税归国君直属的大府征收。一般货物经过关卡，除了封君有免税特权外，都必须向关卡纳税。关卡的税收，在通常情况下属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大府所得的税收，则属于国君的私人收入。也就是说，楚国对贩运牛马羊等牲畜过关卡的征税，是要上缴国君的。
就秦国而言，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大，对新取得的土地，往往采取一些特殊的赋税制度。如秦惠王攻灭巴国后，“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并征收赋税。办法是：“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巴人织的一种布）八丈二尺，鸡羽二十鍭（音hóu；箭之羽）。”[25]秦昭王时，为了宽待昫忍（今四川省云阳县西）夷人，特“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26]，即每户减免一百亩田的租税，有十个妻子也不纳人口税。
就齐国而言，对田地征收租税的办法是“相壤定籍”，也就是根据土壤质量好坏规定租税的等级。《管子·乘马篇》中说：“郡县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间（中）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这就是齐国把土地划分成三等，并按不同的等级征税。春秋时期齐相管仲曾主张“相地而衰征”，即依据土地好坏按次序递减征税，“衰”是指依照一定的标准递减。战国时期齐国对田地征收租税的办法显然是管仲做法的继续。
此外，齐国初期还沿袭春秋时期以“乘”为单位征收军赋的办法。《管子·乘马篇》中说：“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也就是说，六里见方的地区为一乘之地，出兵车一辆，马四匹，甲士（披甲持械的武士）二十八人，蔽兵（持盾牌防护的士兵）二十人，白徒（未经军士训练临时征集的壮丁）三十人，共七十八人。这种征军赋的办法叫做“乘马”制，是齐国在奴隶制时代征发军赋的制度。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农民成为军队的主要组成，战斗的主力也改为步兵和骑兵。这种情况下，以“乘马”为单位征发军赋的制度就不适用了。
乘马制遭到破坏的同时，齐国实行了按户征收的户籍税，当时称为“邦布”（即钱币，《周礼·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管子·山主篇》和《轻重甲篇》中都谈到了“邦布之籍”的问题，说：“邦布之籍”，终岁，十钱。按这一税收规定，每户每年要向国家交十个钱。此外，齐国还征收人口税，《管子·海王篇》（《管子》相传为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撰，但实系后人托名于他的著作，其中内容有些是反映战国时情况的）中说：“万乘之国，正（征）人（应纳税的人）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应纳税的有一百万人，按每人每月征收三十钱计，一月可以征得三千万钱。这显然有所夸大，实际上很难征到这么多钱。
十一春秋战国时期有关经济制度的言论
随着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相关理论也随之产生，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管子和孟子的理论。
《管子·国蓄篇》中说：“夫以室庑（尹知章注：小曰室，大曰庑，音武）籍，谓之毁成；以六畜（指马、牛、羊、猪、狗、鸡六种家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征）人籍，谓之离情；以正（征）户籍，谓之养赢（充满的意思），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偏行而不尽也。”也就是说：如果按房屋收税，就是毁坏建筑好的房子；如果按六畜收税，就是限制家畜的饲养繁殖；如果按田亩收税，就是禁止人们耕种田地；如果按人口收税，就是要人们断情绝育，不再生养孩子；如果按户收税，就是增加富家大族的财富。因此，这五种税不能同时征收，“王者”要有所选择和减征某种税。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各国在征收赋税时，办法是不统一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对制度的“度”有了初步的认识。
孟子主张轻税政策，如《孟子·尽心上》中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离娄上》中还举其因“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而遭到孔子指责的事例，这进一步阐述他的轻税政策。不过，孟子不是一味推行轻税政策，在具体问题上是把握着一个度的。如《孟子·告子下》中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唯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其中的“貉”同“貊”，是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当时较中原民族落后。孟子认为，像貉这样的民族实行二十取一的赋税政策是可行的，而像中原地区，统治机构庞大，各种支出多，也实行二十取一的赋税政策是行不通的。此外，孟子还有与管子相类似的论述，如《孟子·尽心下》中载：“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指饿死的人），用其三而父子离。’”这就是说，在实际征收赋税中要有所偏重，要掌握一个度。
十二统一度量衡制度
战国时期，各封建国家都颁布了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这主要是出于四方面考虑的：
1.征收赋税的需要。实行井田制时期，主要采取助耕公田的剥削方式，是不需要统一度量衡的。井田制破坏以后，实行“訾（即量的意思）粟而税”，同时又有“布帛之征”，这些都必须有统一的度量衡制。
2.征收关市之税的需要。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剥削制的建立，货物流通量加大，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交换增多，统治者也开始从中牟利，对关卡、集市征税，这些需要用统一的度量衡器。
3.发放官吏俸禄的需要。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需一个度量衡标准。但到封建社会后，政府发放粮食作为官吏的俸禄，就需要一个标准，因此必须统一度量衡。
4.各诸侯国的地方官要向中央政府“上计”，这也需要统一的度量衡来计算。
各诸侯国都对度量衡进行了统一，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秦国统一度量衡是在商鞅变法时期，留存至今的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年）颁发给重泉（今陕西省蒲城）的标准量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后，秦再次统一度量衡时，又把它调回检定，刻上统一度量衡诏书，颁发并作为全国的标准量器。秦国的度量衡采取十进位制，我们据此可推算出秦国斗和斛的容量。
楚国的度量衡制大致接近秦国。今湖南长沙和安徽寿县出土的楚国铜尺，分别长二十二点五和二十三厘米。据实测，寿县朱家集出土的楚铜量左器是右器的五倍。可能右器是一升量，左器是五升量。除此，楚国出土的度量衡器还有其他一些。
齐国的量器有着自己的特点。春秋时期齐国的公量，是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音ōu），四区为釜，十釜为钟，而田氏的家量，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田氏曾“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的办法来争取民众，发展势力。田氏代齐，就把这种家量作为齐国的标准量器。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的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三种量器，就是田氏当时所制作的铜量。子禾子釜的制作者子禾子为田和，也即田太公。古代“禾”与“和”声同通用。子禾子釜和陈纯釜是以仓稟之釜为标准制作的，是用来检校齐国海上交通门户左关上的量器，以保证量器运用的统一。其中子和子釜铭文中规定，对于官吏的舞弊现象，要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刑。田齐的釜相当于别国的斛，相当于别国的斗，其单位容量接近商鞅方升。
关于韩、魏、赵的度量衡，1931年洛阳金村韩墓曾出土了铜尺，长二十三点一厘米。另传世的还有司马成公禾石权，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称“禾石”，一石一百二十斤。据实测，其一斤合今二百五十二点九克。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虽不一致，但相差不大。各国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对于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封建的统治，有着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利于各地物质交流和各诸侯国间经济的联系。
十三战国时期封君制度中的经济特点
一种社会制度消亡以后，并不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有些还会经过某种改造保存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可以说，战国时期的封君就是奴隶社会分封制的一种残留形式。不过，战国时期的封君并不像奴隶社会的诸侯那样，占有分封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并拥有统治的特权，而只是享有在封地范围内向人民征收赋税，进行封建剥削的权力。
战国时期各国的封君，享受征税的范围有以户计数的。如齐的孟尝君担任相国时，继承父亲的封地，有“万户于薜”，后“又益以千户”[27]。又如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28] 。
也有以都邑、城市或郡县来作为享有征税权力范围的，如秦孝公封卫鞅“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29]。又如嫪毐封长信侯，有山阳地；后来秦“又以河西、太原郡为毐国”[30]。这样，嫪毐就成为战国时期最大的封君。不过应注意的是，所封都邑的大小常常是以户计数的，如前262年，韩上党郡守冯亭把十七县献给赵国，赵国封冯亭为华阳君，同时给予“万户都”封邑三个，也就是取得征收三万户租税的权力[31]。后来，秦、汉王朝的分封制也沿用这个办法。《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这说明秦汉时期的封君，也只是向封地的人民按户征收田租。此外，奉献皇帝的贡品及封君之间的相互应酬礼物，也取给于此。
此外，封君还拥有私田，因为封君不是封邑土地的占有者，为了实际占有土地，往往在自己的封邑内或其他地区自置私田，租给农民耕种，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他们常常凭借自己的权势，逃避缴纳地税。如赵国的平原君不肯纳税，赵田部吏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32]。当时封君还利用权力经营商业和放高利贷，从中牟利，如孟尝君因“邑人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一次就收“得息钱十万”[33]。不仅如此，封君还有征收城市中工商业税的特权，这种制度后来为汉代所沿袭，主父偃曾对汉景帝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34]汉代的封君为了征收工商业税，还特设有“中府”或“私府”。这些制度在战国时也已经有了。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的穰侯、赵国的奉阳君和齐国的孟尝君，都曾争夺宋国，特别是宋的陶邑作为封地。这主要是因为宋国地富庶，而陶邑更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有着可观的市税收入。
注解：
[1]《国语·周语上》。
[2]《孙子·吴问篇》。
[3][4]《国语·吴语》。
[5]《商君书·农战》。
[6][7]（云梦出土的秦简）《秦律·田律》。
[8]《汉书·食货志》。
[9]《说苑·指武篇》。
[10][11]《韩非子·和氏篇》。
[12]《吕氏春秋·贵卒篇》。
[13]《战国策·秦策三》。
[14]《史记·吴起列传》。
[15]《史记·孔子世家》。
[16]《史记·魏世家》。
[17]《战国策·齐策四》。
[18]《荀子·议兵篇》。
[19]《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
[20]《韩非子·显学篇》。
[21]《孟子·离娄下》。
[22]《新唐书·食货五》。
[23]《盐铁论·非鞅篇》。
[24]《史记·滑稽列传》。
[25][26]《后汉书·南蛮传》。
[27][33]《史记·孟尝君列传》。
[28]《史记·吕不韦列传》。
[29]《史记·商君列传》。
[30]《史记·秦始皇本纪》。
[31]《汉书·冯奉世传》。
[32]《史记·赵奢列传》。
[34]《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