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永乐后继续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
朱元璋去世后，朱棣抢夺了皇帝的宝座，仍继续执行朱元璋时期的社会生产政策。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令徙一些地区的富户充实北京，随即又赦免一些死罪和流罪犯人，令他们携家赴北平种田。此外，朱棣对兴修水利也很重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南北大运河的治理。元末以来，大运河多年失修，明初已是河岸冲决，河道淤塞，南粮北调主要由海运负担。对此，朱棣曾派宋礼、陈瑄两人对大运河进行治理，真正贯通南北。之后，明朝罢海运而专任河运。
封建生产关系在明代也有一些改变。元代地主和佃户之间等分甚严，而明朝规定农民和地主是兄弟辈关系，虽然是以地主为长，用封建宗法关系来统治农民，但较元代的主仆关系要放松。又元代类于“驱口”、“驱丁”的农奴，明初已没有了这种称呼，可见他们在元末的农民战争中得到了解放。明初，农民普遍都拥有一块耕地，“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过应注意的是，明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供应，对劳动人民控制极为严厉，不许百姓随便迁徙，如因灾荒或其他原因流亡他乡的，也要押回原籍入册当差。
就经济作物而言，明代棉花栽种已很普遍。明建立前，朱元璋即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22]。明建立以后，这一规定被推广到全国，棉花、布帛也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部分。
手工业方面，明朝也有相当的发展。明代矿冶业分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由政府派官员直接经营管理。民营要经政府许可，并向政府交纳课额。明代的官营矿业有金银铜铁铅等多种，并以铁矿的规模最大。官矿开采和冶炼采用劳役制，以户为单位向人民征调，一切器具也都出自民间。因此，民间视为重役，劳动者也没有生产积极性。官矿无利可图，屡停屡开，产量也不稳定。为此，明前期曾两次全面停罢金铜各官矿，令民得自采炼，呈现出明前期官矿趋向衰落和民矿逐渐发展之势。
关于课税。铜课不详，可能每年有定额指派。铅课变动幅度较大。铁课有总体上升趋势，说明铁产量在逐渐加大。明政府规定，铁课率为“每三十分取其二”[23]。银矿当时不许民间开采。民矿的产品，除上交一部分给国家作为矿课外，其余则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官矿产品为国家所有，主要用于军队、建筑、铸钱等方面。
明代制瓷业较前代有进一步提高。江西饶州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有官窑和私窑之分，明初洪武年间有官窑20座，宣德时发展到58座。
明初制盐业官营，生产者称“灶户”，入灶籍，但也有的地方称“盐户”或“亭户”。明初的灶户很多是元朝遗留下来的，但也有从民户中拨充和因“罪”发遣煎盐的。灶户不准随便改籍。明代户部掌管全国盐务，户部之下，各产盐地设都转运盐使司（简称盐运司、转运司或盐司）。洪武年间，设有两淮、两浙、山东、长芦、福建、河东六个转运司，设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定盐井、五井等七个盐课提举司（简称提举司）。在这两个官衙之下，又设有分司、盐课司。制盐业最基层的单位称“团”，略同于民户中的里甲。
明朝盐课每年有定额，并具体落实到灶户。政府拨草场作为灶户煎盐时的燃料。灶户每煎盐一引四百斤（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给工本米一石。灶户的盐课称为“正盐”，剩下的称“余盐”。余盐也要送交政府，以二百斤为一引，官给工本米。私带盐出场及货卖处绞刑。明初盐课数额照元代定额下达，实际执行中其役不均。后来明政府改定盐课标准，规定“两淮、两浙各灶户，每丁岁办小引盐一十六引，每引重二百斤”[24]。全国共“大小引目二百二十余万，解太仓银百万有奇，各镇银三十万有奇”[25]。盐课收入“几与漕运米直等”[26]。也就是说盐课的收入仅次于田赋的收入。
在对外贸易方面，朱元璋时专以海防为务，绝少与日本官方往来，但经济贸易来往很盛，如宁波的市舶司就是对日本而设的。为了防止“倭寇”假冒日本使臣和商人，明实行“勘合贸易制”。所谓“勘合”也就是贸易凭证。永乐初，双方协定，每隔十年贸易一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德初，此规定又放宽到“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舶和人数远不止此，也没有遵守十年贸易一次的限制，而且在“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27]。明时，日本输出的主要是扇、刀、铜、硫磺、苏木、漆器，中国输出的主要为银、钱、布帛、绸缎、陶瓷等。
明初对琉球、占城等国的“朝贡贸易”不作限制。明设市舶司管理中外贸易，曾先在太仓州的黄渡设市舶司，任官“提举市舶”。因太仓离京师南京过近，明政府不放心，于是移市舶司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28]。为了打击私商的海外贸易，后明又罢泉州、宁波和广州的三市舶司，沿海对外贸易由地方长官负责，之后更形成所谓“唯不通商，而止通贡”的状况。
朱棣继位后，“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寻命太监提举市舶”[29]，并不断派使臣外出，邀请南洋诸国来华进行贸易，一时对外贸易兴盛。不过，明政府实行的是对外贸易的独占政策，曾多次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但“私易货物”屡禁不绝。
明建立以后，与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以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帖木儿帝国输往明朝的主要是马，其中官方是“一岁再至，以千计”，民间是“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30]；其次，还有骆驼、玉石及刀剑等。明与之交换的主要为丝绸、瓷器等。
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明政权认为，邻国都应该向它“朝贡”，但洪武中期以后，前来进贡的国家越来越少。对此，明统治者是不满意的。朱棣称帝以后，社会经济富余，迫切需要开辟对外贸易的通道，于是派郑和多次远航亚非各国。其目的一是宣扬国威，二是招各国来朝，发展朝贡贸易，同时也带产品直接和各国进行交换。当时，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曾七次下西洋，到达了亚非很多国家，促进了明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与各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谊，很多国家在郑和船队到达之后来明建立邦交和进行贸易。
四明中期封建剥削的加重
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频繁，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彼时，皇室、宦官和勋戚都凭借政治特权大肆掠夺土地，建立庄田。这些庄田大都是通过赏赐、投献、乞请、侵占、购买而来，其实质都是将官田和民田变为贵族的私田。此外，官僚地主也疯狂地兼并土地。随着土地的剧烈兼并，军屯和商屯也遭到了破坏。
军屯士卒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明朝丁男一经被佥为军，要终身服役。此外，屯田军士所受的剥削还十分苛重，明太宗朱棣曾规定：“每军田一份，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31]这样，每份军田至少要收获二十四石，这个数额是很难达到的，如土地瘠薄或遇到灾年，完成定额更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所纳数额有所减轻，但实际变化不大。
一般佃农通常是有地才有租，有丁才有役，但屯军则要输无地之租，出双重徭役，即当屯军因种种原因抛荒或失去屯地时，要“包赔屯田籽粒”。再说屯军耕种屯田，是以丁应役的一种军差。洪武年间，正军是豁免一切差役的。但到永乐年间，“卫所府县都不遵承，仍袭故弊，私擅差役，如驱犬羊”[32]。之后，屯军额外派差越来越多。不仅如此，军屯还为权势所侵占，以至很多地区租税不供。明中叶时，军屯已是名存实亡。
商屯到明中叶时，也随着开中制度的破坏而破坏。当时，权贵官僚看到掌握盐引有大利可图，纷纷抢占盐引，转卖给盐商，从中牟利。据《西园闻见录》卷36载：“每岁户部开纳，方其文书未至，则内外权豪势家遍持书札，预托抚臣，抚臣畏势而莫敢逆，其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一二千引。”这种活动当时被称为“占窝”。占窝的目的是为了转卖，大致每千引卖百余两或七八十两，这种钱称“买窝钱”。明政府对此一再申令禁止，但收效甚微，从而直接影响了明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改革成为必然趋势。在宪宗成化年间，开中商人始有折纳银者，但还未著为法令。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到百余万”[33]。这样，国家财政增多了，但商屯却因此迅速破坏。
军屯和商屯在明初军粮和军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遭到破坏后，政府需另拨军费，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政府掌握的税田数额大幅度减少。于是，明政府采用征收折色银的办法加重对农民的赋税剥削。明初田赋曾一度征收折色，后来即征收本色粮食。正统元年（1436年），明在东南一些地区征折色银，规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34]。之后，田赋折色征收的办法逐渐推行到全国各地区。赋税缴纳银子，较缴纳粮食省了运送之苦，但在实际征收时，政府更容易加重剥削。
当时，乡绅、豪强还往往采用“飞洒”、“诡寄”、“包纳”等手段逃避赋税。“飞洒”就是把自己应纳的赋税分成细数，洒派到在籍农民身上；“诡寄”就是把自己的土地假称属于逃户、绝户的名下，以免交赋税；“包纳”就是买了土地，但不接受承担赋税，仍由出卖田地的农民交纳。这些情况在明初便存在，到明中叶发展得已非常严重。
再就徭役而言，明初佥派以“丁粮多寡”为准则，即丁粮多的派重役，丁粮少的派轻役。当时所编黄册，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人户。明宪宗时，又细分为三等九则，即“令各处差徭，户分九等，门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买办采办，务因所派多少定民输纳”[35]。明初以来的政策是根据财力状况确定徭役。但实际情况是，乡绅豪强千方百计在逃避徭役。每当重造黄册时，“豪富奸狡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36]。这样，“上户常巧免，移之下户”[37]，“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38]。此外，明初以来各级官员和致仕官都享有免役特权，即使捐纳来的官，地方政府也不能擅便差使。不服徭役的人多了，农民所承受的徭役自然就加重了。所谓以丁粮多寡定徭役的政策也就不能实际施行了。
明中叶，随着宗室和官僚机构的膨胀，徭役项目也越来越多，如皂隶、柴夫、马船头、门禁、馆夫、厨斗、修河、修仓、抬柴、运料、闸浅夫等，不可胜数。
赋役剥削苛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地沦为佃农。这时，地主阶级加重了地租的剥削，租额往往占农民收成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有达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生活无以为继。
五明中叶对经济制度的改革
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正统至正德年间，明已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明政府相继推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明武宗逝世到明世宗即位杨廷和的改革。杨廷和总揽朝政仅37天，其局限性自然而见。明世宗即位后，在杨廷和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善政，其中涉及经济的，主要有清理庄田和注意救荒两项。就前者而言，主要是针对当时各监局及贵族豪势之家侵占民田，或作草场，或作皇庄的状况，下令户部派官员赐敕往勘，“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民”[39]。就后者而言，主要是针对一些地区发生的旱灾，下令“抚按官讲求荒政”[40]。并对成绩突出的官员加以赏赐。不过这些措施施行的并不长久，由于腐败，改革措施无法执行下去。
明世宗改革无效，很快出现了财政拮据。其一是军屯破坏以后，边防军需要国家补助军费，当时称“年例”。随着卫所军制的衰落，募兵制逐渐兴起。募兵要按月发军饷，军费开支自然就大大增加了。再加上严嵩等执政大臣受贿侵吞军饷，各将领变军饷为私财，军费支出就更为可观了。
明世宗时，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大批银米支出以供其俸禄；明世宗常大兴土木营建宫殿，所费浩大；明代宗室“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又“留都之设，建官置卫，坐食公币”[41]。这些都成为明代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度支为一切之法，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42]。尽管如此，仍不能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再加上地主阶级的榨取，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明世宗死后，即位的穆宗醉心于挥霍浪费，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面对财政困难和日益发展的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不断有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革。明世宗嘉靖中后期的改革活动，主要是围绕赋役制度进行的。其中著名的人物有桂萼、欧阳铎、潘季驯和庞尚鹏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