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北宋的土地政策和官户、形势户的逃税
北宋建立以后，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可以说，这是唐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宋的土地政策，宋太祖赵匡胤曾这样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38]就此来看，北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似乎是赵匡胤自我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是北宋商品经济发展在田制上的反映，也就是北宋商品经济发达，这时的土地也被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了，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此外，北宋建立以后，尽管人口稀少，但却“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39]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朝廷很难把土地收归国家重新分配。所能做到的，或者说当时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掌握土地的占有及转移情况，并按土地的多少收税就行了。因此，北宋政府对民间的田产交易非常重视。
北宋初年对民间土地买卖较为重要的规定有所谓的亲邻法。按《刑统》规定：“应典卖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若亲邻着价不尽，亦任就高价处交易者。”就此而言，政府对土地买卖有着一定程度的干预，亲邻也可根据此法向卖主压价。后来对此弊端有所修改，即“不问邻以便之，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户（步）内与断田宅接者，仍限日以节其迟。”这样对卖方来说宽松了一些。
上举亲邻法中的“典卖”，又叫典贴，是属于高利贷的抵押行为。按照这种法规，如果借债出卖典帖的土地，典帖人可以优先购买，所谓“更不须问亲邻”，实际是对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提供了一种法律上的依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商品化相对增强，“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40]。这样，地主阶级买进了大量的土地。
尽管对土地实行了一种开放的政策，但北宋政府仍然掌管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这主要是无主荒地、绝户田及没收罪犯的田地。对这些田地，北宋政府或拨充官员的职田和赐田，或拨充学校的学田和军队的营田，或直接出卖和租给佃农耕种，但就是不采用均田的办法分给农民。
总之，北宋不立田制，土地可以买卖的政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而土地兼并的结果又加深了社会矛盾。
北宋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官户、形势户的横暴。就经济方面而言，官户、形势户可免差役和劳役，交税时可免支移折变，北宋末还可免科配，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凭借权势，采取恶劣手段，买进土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经商走私，荫庇税户，牟取暴利。其中，与当时经济制度相关密切的是诡名户的不断发展。
北宋时期，对于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的户口和财产有多种称呼，如“诡名挟佃”、“诡名挟户”、“诡名子户”、“诡名寄产”、“诡名隐寄”、“诡名身丁”等等，一般通称为“诡名户”。“诡名户”又是和官户、形势户连在一起的。
所谓“诡名挟佃”，是指官户、形势户通过自身的特权或势力，包庇许多别户的财产及户口，使其名义上为佃户，以逃脱官府的税籍。这就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赋税和差役，于是官吏们就把负担转嫁到其他人户身上，这些人户受不了，也去寻求官户、形势户荫庇，从而使诡名户增多，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官户、形势户乘机从中渔利，发家暴富。
所谓“诡名挟户”，是指官户、形势户财产迅速增多之后，社会上两极分化严重，于是北宋政府又采取限制官户、形势户特权的措施，即超过规定，要同编户一样服役。这样官户、形势户就想办法隐瞒财产。通常的做法是，户主人用自己的名字、称谓、行第，或用兄弟儿子的名字，单独立假户籍，以降低户等和稳瞒财产，逃避赋税。这种分开的假户籍，有人称为子户，因此诡名挟户又称诡名子户。
所谓“诡名身丁”，是指人户用隐瞒年龄或兄弟分家等办法，使已成丁的人口改为未成丁，使多丁之户改为单丁之户，以逃避身丁税和差徭。
从宋初开始，诡名户随着官户的增多一直有所发展，到宋仁宗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周湛为江南西路转运使时，对当地诡名挟佃等曾进行过清查，得隐户三十万。其他地区情况与此也大体相同。
诡名户是宋代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和劳动人民负担的日益加重。北宋中期的改革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所爆发的农民起义也与此有着因果关系。
九庆历新政对经济制度的变革
北宋仁宗时期，社会危机加深，一些地位较低的官员不断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任大理寺丞时，他曾上书朝廷，主张改革。宋仁宗统治时期，朝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宋对夏战争惨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面对如此情况，宋仁宗开始着手改革事项。当时，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接着，宋仁宗又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在一些朝臣的支持下，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实行改革的十方面内容，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中属于经济制度的改革有“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
所谓“均公田”，其背景是说，宋真宗时逐渐在各地恢复职田作为官吏俸禄的一部分。范仲淹主张改革时，职田主要集中在大官僚手里。他们强迫农民耕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有些官吏主张去掉职田，范仲淹主张采取折中办法，平均地方官的收入。
所谓“厚农桑”，是范仲淹基于当时政府“不务农桑，粟帛常贵”，“贫弱之民，困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造成生产破坏，财政困难等考虑，根据江南圩田的经验，修复水利工程，开渠筑塘，发展农业，减少漕运，通畅运输等措施。
所谓“减徭役”，是范仲淹基于当时州县多，户口少，服职役的难于应付，一些乡村地主不满等社会问题，认为应合并一些州县和税务机构，以减轻上三等户的负担。
以上三项经济措施对人民是有一定好处的。不过，仅就经济方面改革而言，早在庆历新政前就开始了。如仁宗康定年间（1040年），洺州肥乡县（今河北肥乡）“田赋不均，岁久莫能治”，转运使杨亿即派人采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结果大见成效，至庆历新政时继续推行。“千步方田法”虽为守旧派阻挠而停止，但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仍在继续。仁宗庆历八年至皇祐五年（1048年-1053年），李参任陕西转运使期间，当地驻军多，粮食不足。为了解决军粮，他们在农民缺食时，“令自度谷麦之入，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这样，行之数年，“兵食有余”[41]。这可说是后来青苗法的先声。又如两浙转运使李复圭、明州知州钱公辅等，还曾将差役中的衙前改为募役。之后，这些措施在仁宗时期得到了推广。此外，有些地方还实行过均输和民户代养官马等办法。这些可以说是庆历新政的补充。一些改革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施行的，可以说是庆历新政的继续，同时也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不过还应该看到，在官僚和权贵的反对下，庆历新政推行了仅一年左右。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其他改革者也被贬。后来，富弼、韩琦、欧阳修诸人虽复官，但也锐气尽失。
十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制度变革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仍然在不断加剧。沉寂一段之后，要求变革的呼声很快又高涨起来，并导致了规模更大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以进士入仕，长期担任地方官，了解当时的弊病，曾上书仁宗皇帝要求变法，但并没有引起仁宗的注意。宋神宗即位以后，锐意变革，于熙宁二年（1069年）初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之后，他又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陆续实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诸项新法，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所谓“富国”，主要是对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也就是变法中的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等项内容。
1.均输法。北宋建立以后，曾在东南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荆湖南、北路）设发运使，负责采办货物，运回开封。由于官吏墨守成法，丰收时不敢多买，歉收时不敢少收，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及扰民。均输法要求发运使了解各路产品情况和朝廷的需要，“徙贵就贱，用近易远”[42]。这样，既减少了国家开支，同时也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倒把。
2.青苗法。要求各地方政府于每年正月和五月分两次贷钱粮给农村主户。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目，期限半年，出息二分。当时民间利息很高，年息大多在五分以上。此法旨在抑制高利贷盘剥，以解青黄不接时农民的燃眉之急。
3.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按照户等高下分派。如仅靠民力不能修建，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其他州县共同做。这一法令取得了积极的结果，在其后的七个年头里，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三十六万顷以上、官田近两千顷。
4.募役法（免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地方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费用由当地主户按照户等高下分担。原来有差役负担所交纳的叫“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也要出“助役钱”，数目较免役钱减半。此外，另交十分之二的免役钱，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这样使很多农民不用再服徭役，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
5.市易法。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不易脱售的货物，到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物，即可批赊政府库存货物销售，半年出息一分。这个办法后来推广到杭州、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大大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平抑了物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6.免行法。宋代都城开封各工商行业除交纳普通赋税外，官府所需物品、人工，都向各行勒派，成为工商行户的沉重负担。该法规定，各行可根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交纳免役钱后，便不再应役和不再被勒派物品。其性质与募役法相同，都是为了逐步消除徭役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7.方田均税法。北宋时期，由于“诡名挟佃”、“隐产漏税”以及“产去税存”等种种弊病，造成了田税不均，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该法就是要通过清丈土地，消除弊病，平均赋税负担，并增加政府税收。方田均税法分方田和均税两部分。所谓“方田”，即是“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每年九月，县里主持丈量土地，根据土地肥瘠定等级，并以其作为赋税负担的依据。所谓“均税”，就是各县以原先的租税额，按土地的等级来平均负担，其办法首先从京东路开始，然后推行到其他各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除上述外，王安石还进行了军政、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改革，这其中的保马法与经济直接相关。
北宋的军马，原是依靠政府的牧监饲养的，但代价高，又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安石在开封试行“保甲养马法”，并推行于河东等五路。之后，北宋正式颁布养马法，大致规定是：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的，每户一匹，富户可养二匹，官府给以监马或给钱自行购马。开封地区总数不超过三千匹，五路各不超过五千匹，并制定了相关减免赋役和保护马匹、马死赔偿的规定。保马法的推行，使政府节省了大量开支，同时也加强了大地主控制的保甲武装力量。
王安石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财政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43]的局面。由于变法触动了当时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和攻击，从而使新法推行非常困难，再加上变法派内部的一些矛盾，王安石很难施展其政治抱负，不得已辞去相位。之后，宋神宗把改革的重点转向职官制度，削减了新法中抑制豪强兼并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内容，只重视扩大税源和加强各项军事措施。改革尚未取得什么成效，宋神宗死去。宋哲宗即位后，起用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新法被全部废除。后来，宋哲宗又起用变法派章惇、曾布为相，恢复新法，史称“哲宗绍述”。不过，这时的新法已名存实亡，成了官僚集团斗争的工具。
十一南宋恢复经济的措施
两宋之际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南宋初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就农业方面而言，宋、金停战以后，宋政府号召开垦无主荒田，使流民逐渐归业，使佃农垦荒谋生。有些地区特免除两年租税；有些地区恢复了水利工程；在北境与金对垒地区，一些将领还组织军队屯田，调兵修治城垣废堰，疏通河渠。这种情况下，南宋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不过就具体情况而言，各地又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