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的音乐审美教育
回首美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最早确立美育独立地位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Joh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早在1793年-1794年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27封信中，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就基于自律论的美育观和方法论，美育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和类型，有自己独立的性质、特征、功能、规律和方法，独立的目的（即培养完善的人），以人性、人格的完满为最高理想。（杜卫：《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3页。）充分肯定了审美活动的人生价值前提。即审美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对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他的这种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审美教育的必需承诺的价值取向和从人生价值入手来建架审美理论体系的构想，不仅使他成为审美教育之祖，也为后世的美学研究和现代审美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席勒从完整的人性概念出发，使他对近代社会的批判和对完整人格的追求进入了美育问题的思考，并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基点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美育理论，对美育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价值作了空前深入和系统的阐述。”（杜卫著：《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8页。）席勒接受了康德的观点，即“人的历史是从自然状态向精神与理性时代演进的历史。”（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6页）也认为“人类发展的道路是从被感性支配的自然状态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质的理性状态，人从自然人变为理性人……”同时，席勒弘扬了康德这一思想，并以此为其审美教育的理论指导。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说是人的自然状态的结束与理性状态的开始……人不能直接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若要达到理性状态，首先要让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杜卫：《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6、7页）席勒在《美育书简》中的第六封信里，这样分析，“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时代的性格，我们就会感到惊奇，人类现在的形式与过去的，特别是希腊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面对任何其他的纯自然，我们都有理由因为我们有教养与文明而感到荣耀；可是面对希腊的自然，我们就不能享有这种荣耀。因为希腊的自然是与艺术的一切魅力以及智慧的一切尊严结合在一起的，而不像我们的自然那样，是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几月版第44页。）他描绘古希腊人是“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6页）同时，深刻分析了由于近代文明的发展和“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的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几月版，第19页），造成了近代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的非和谐状态，失去了性格的完整性。因此，近代人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恢复他们天性中的完整性。
进而，他面对着当时社会的科学发达，功利盛行，强调作为人类理想的表现，由人类精神的必然而产生的艺术，越来越失去了它本真意义。他一语中地的呼吁理想的艺术必须与现实脱离开，必须堂堂正正地大胆超越需要。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其只能从精神的必然而不能从物质的最低需求中接受规条。在《美育书简》中，席勒反复论述和分析这种分裂的人所具有的感性冲动（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形式冲动）。这两种冲动有各自的特点，相互矛盾，难以调和。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要占有，要享受，并被官能控制，受来自自然必然性方面强加给人的物质性的限制，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自然人状态；而理性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它要的是法制和秩序，受来自精神必然性方面强加给人的意志性的限制，是处于主动状态的理性人。两种冲动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倾向，正像歌德的《浮士德·城门之前》中所言：“你只知道一个冲动，啊！另一个你却全然无知！有两个灵魂在我的胸中，这一个要跟那一个分离；一个沉溺于粗俗的爱欲，以执著官能迷恋人间；另一个强烈的超脱尘寰，奔向那往圣先贤的领域。”（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3年1月版，第8页）席勒进一步分析，是近代文明造成了人性分裂，由于“享受与劳动，平等与自由，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3年1月版，第48页）
由此，他提出了“游戏冲动”说。他认为游戏是自由的同义语，人只有在自由中才是全人，不是分裂的人。“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4页）游戏冲动既能驾驭生活（感性冲动的对象），从生活中取得素材，也能创造形象（理性冲动的对象），用形象体现精神，因此，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用席勒的话说，“游戏冲动的对象，用一种普通的说法来表示，可以叫做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以蔽之，用以表示最广义的美。”（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3年1月版，第118页）可以看出，活的形象，是游戏冲动，也是艺术的本质，是促成艺术产生的起源的因素之一。
正是这种游戏冲动，才能使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和谐统一。也就是说，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能实现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受动与自由的统一，美育是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的先决条件。只有让审美教育充当使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才能在两种冲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结合，并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同时，他也坚信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要通过审美教育。他说：“我希望能使您相信，这个题目同时代需要的密切程度并不亚于同时代趣味的密切程度；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席勒：《美育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3年1月版，第21页）
著名的毕达格拉斯学派（Pythagorasian School）的观点认为，美是和谐，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音乐的美就是不同高低、强弱、快慢声音的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并认为音乐特别能促进灵魂的净化。因为，动作和声音与情感具有同源关系。所以，动作和声音才能表达感情，反过来又能激发情感而作用于人的灵魂。由此，还举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象两个并排而立的竖琴一样，弹拨其中一个的时候，另一个便会发出共鸣。”（钟子林、何乾三：《音乐美学文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在关于音乐对人的影响问题的研究中，毕达格拉斯学派的继承者认为，因为音乐是和谐、是秩序、是规律，因此能反应出代表宇宙本质的数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音乐具有影响人灵魂的力量，是最神圣而崇高的艺术。不同的音乐风格，如刚、柔都可以在听众中引起相应的心情，从而引起性格的变化。由此而确立了音乐对人的作用和影响的观点，“音乐是灵魂的自然表现，节奏是心灵的肖像，是人性格的‘标记’或‘表现’”。（钟子林、何乾三：《音乐美学文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之后，西方古代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之一，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约公元前460—370年）从朴素的唯物主义音乐观出发，以艺术产生自人对自然的摹仿的论点，研究了音乐艺术的来源问题。并从社会发展的眼光来论证音乐艺术的超功利性质。“动物只要为它所必需的东西。反之，人则要求超过这个，……音乐比起其他物质生活条件来说，并非必要，只有当人们生活必需有所满足，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性的东西时，音乐因而产生。”（钟子林、何乾三：《音乐美学文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到了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一347年），这位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以他著名的哲学思想，吸取了当时各派哲学的不同论点，并加以体系化，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此之下，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唯心主义艺术理论体系。认为艺术是对理念世界摹本的摹仿，而判断艺术的美学标准，是文艺必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美德。并在和谐论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毕达格拉斯学派的学说，认为音乐还应该依靠听觉来建立和谐。他注重音乐的社会作用，提出了音乐能美化人的心灵，可以将音乐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把音乐作为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有力工具。他从根本上确认，音乐不是一种无谓的消遣和享乐，其具有教育人获得精神上的和谐，培养人的道德情操，陶冶人的感情的神圣使命。在他的《理想国》中，声明音乐教育是一切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使青少年的性格变得高尚、优美。通过音乐教育，人们可辨别美丑，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因为音乐是用美来浸润心灵的。“音乐教育除了非常注重道德和社会的目的以外，必须把美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目的来探究，把人教育成美和善的。”（钟子林、何乾三：《音乐美学文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