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音乐教育的效应
音乐教育所产生的效应是其功能导致的结果、反映，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通过音乐教育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语）世界，促进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第二方面，音乐教育对于整个社会风尚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音乐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反映，它不仅来源于社会生活，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这种艺术效应只有通过心灵对流动音响的审美感受才能完成。因此，音乐教育的效应会通过音乐对审美主体在情感上的熏陶和感染，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一）音乐教育能够陶冶人的精神
音乐教育对于人的性情有净化和陶冶的作用。亚里斯多德像柏拉图一样，特别重视音乐教育，他说：“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净化……（3）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八卷。）艺术的“情感宣泄说”认为，人的本能和各种欲望、各种需要，往往受到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等因素的制约，其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可以通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得到宣泄；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可以在艺术世界中得到满足和寄托，并把人的想不通欲望升华为社会所允许、可接受的文明形式。如在人生的逆境中，唱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宣泄掉了心中的不快，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在思念家乡的时候，一曲《思乡曲》寄托了他们的思乡之情。这种情感以艺术形式的宣泄，恢复和保持住了人的心理健康，使人的情感和心灵得到净化，从而把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实现了对人性的塑造。
音乐能直接沁入人的心脾，触动人的心灵。黑格尔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在音乐中，外在的客观性消失了，作品与欣赏者的分离（在其他艺术中还有这种对峙）也消失了。音乐作品于是透入人心与主体合而为一了，就是这个原因，音乐是最情感的艺术。”人的心情愉快了，内心就会平静，情绪相对稳定，人的精神会表现出积极和情绪。总之，音乐教育活动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滋养和启迪，在音乐美的熏陶下培养起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情操，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和谐完美。
（二）音乐教育能够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音乐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所产生的对社会群体的效应，主要是由受教者个体素质经由音乐艺术的陶冶与塑造而导致的群体行为的和谐而有序、健康而向上，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音乐艺术教育是人们的情感受到规范、节制和净化、从而陶冶和塑造人们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赋予人们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如果超脱精神、审美态度能够融入群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就可以净化行为中感性冲动的盲目性，进而走向与理性融合，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行为的和谐、有序而自由。他能增强群体的认同感，提高亲和力和凝聚力，有助于社会稳定、有序而自由的发展。
对音乐艺术教育的这种社会效应，我国古人已有深刻地认识。孔子在教授学生的“六艺”中，第一位的是“礼”，它类似于现代的德育，但注重的是上尊下卑的等级差别；而“礼”的后面紧跟着就是“乐”，因为“礼别异，乐合同”，“乐”能促进社会有机体及个人之间的和谐。在最能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乐记》中，论述到“礼”与“乐”的关系：“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利。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而后能兴礼乐也。”这里把“乐”和“礼”作为维持“天地”（社会）平衡的两种力量，“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乐并用，一个既有人伦之序的儒家理想世界就建构起来了。
音乐教育是促使人际关系审美化的感化力量。通过音乐教育所形成的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促使人按照美的规律理解人类和自身以及从不同方面自觉地塑造自己。奥尔夫和柯达伊都非常重视集体活动中合唱、合奏的教育价值。在合唱、合奏活动中，音乐具有严密的整体结构和综合的整体表现。合唱、合奏所要求的和谐统一、密切配合，都有助于形成高度纪律性和高度艺术性的集体。音乐内在的节拍、节奏；合唱、合奏中声部的安排；共同创造艺术表现所形成的集体荣誉感，等等，培养了每个参与者在愉快的、不强迫的形式中自愿遵守规则的习惯，培养了自律、自我激励，学习了与他人的非词语的交流形式和默契合作，学会了理解、接纳、欣赏他人，促进了儿童良好的社会性品格的发展。
柏拉图说：“年轻人接受了我们说过的那种简单的音乐文艺教育的陶冶，养成了节制的良好习惯，他们显然就能自己监督自己，不需要打官司了。”（柏拉图：《理想国》中译本1986年商务版，第120页）显然，柏拉图是想以美的音乐、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地聆听、欣赏和学习音乐之中，潜移默化地达到一种心灵的美化和节制，其效果居然能达到“不需要打官司”的地步。也就是说，音乐教育能使人处于和谐的人际状态之中，使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郭沫若指出：“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入手”。这说明通过感情教育、美的教育改造人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深刻的认识到音乐的社会功能，并把音乐的教育作用放到相当突出的地位。《孝经·广要道》引述孔子的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认为，音乐具有改造不良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陈规陋俗的作用。音乐对社会的风气、对人的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因为，音乐还进一步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性质。在孔子的言论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句话，可以深刻的反映出孔子的音乐社会观。“兴”即用诗歌起兴的手法“感发志意”抒发情感，而这种情感本质是来源于人与社会直接或曲折的联系。因此，这里的“兴”，是孔子对音乐歌词取源于社会情感实践的正视。“观”，即通过音乐“观风俗之盛衰”、“观道德之状态”。这里的“观”表现出音乐所具有的双向社会特质。第一，通过音乐，使人们体察到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健康向上或颓废腐败，这说明音乐反映出了某种社会情感和社会心态，也就强调说明了音乐是社会的产物；第二，社会风俗的盛衰，社会道德的高下，是通过音乐观察出来的，则音乐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精神状态。这又表现出音乐在向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而孔子所认为的“群”，则又进一步的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若以情感人，那么好的音乐就能感动更多的人，就能使更多的人处于社会中相似的情感状态之中，那也就能使更多的人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容易协调、更容易团结了，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怨”又表现出诗、乐所反映的现实或内容对政权、政治的积极参与作用。
音乐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起一定的作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要通过音乐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这就是“音乐运动”。在我国历史上，音乐活动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战争年代，在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时刻，音乐会以号角式的呼唤鼓舞人并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从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到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之歌》，每一首歌振奋人心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因为音乐的节奏可以集结广大群众的能量。在和平年代，音乐更多的是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对人的道德、精神、情操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当今，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暴力、吸毒、色情等问题愈来愈严重，给青少年带来极不良的影响该如何抵制、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得以提高呢？这就急需美育，陶冶其心理、关注其心理上的健康。“音乐的主要功能是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滋润，美的熏陶，即给人以精神上的营养。”
总之，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人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更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结果。我们要通过音乐陶冶与塑造人的心灵、完善人格，使人“和谐”和发展，进而促使社会群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五、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或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人类世世代代所要追求的共同理想，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全面发展教育则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和途径。为了使青少年获得全面发展，就要对他们进行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教育。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意味着：首先，要唤起人的各种潜能素质，使之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中蕴藏着长期自然进化和文化过程中形成的极其丰富的躯体和精神力量，而至今这些潜能素质的开发和利用都相当有限。其次，要形成全面的人的对象性关系。因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离开了对于对象世界的把握人就无法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其三，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只有使个人的社会关系高度地丰富化，从而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启迪和营养。其四，使人的活动全面化。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社会将克服分工的僵化和片面化，使人能投入多样化的活动，从事与他的个性、情趣、意愿、能力相符的创造性劳动。
总之，人类的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要使人彻底摆脱对他人和对物的依赖性而取得个性的自由。
（一）教育与人的发展
人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存在性、生成性。只有基于存在论的立场，我们才有可能全面地把握人，站在存在论的立场上，教育就是“人”的引出，这里的“人”绝不是一个被动的实在，也不是一个单纯、平面的知识主题，而是一个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正是“历史性”对我们的昭示，它意味着人的本质的生成性，教育本质的生成性。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教育看作是政治、经济的附庸，教育只是被动地反映政治、经济的要求，从而就从根本上忽视了教育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对人的本体价值的开发。所有其他的教育价值，都是奠基于这一点之上的。认识不到这一点，乃至舍弃这一点，也就抽去了教育的根基，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教育。因此，教育的目的必须要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只有在此基础上，谈论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才有实质意义，谈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有实质内涵，否则就只是空谈、奢谈。
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是在教育过程中得到贯彻和实施的。由于我们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的理解有明显的偏差，这就使得教育过程是在以一种“非人”的方式进行着培养人的活动。具体来说，一方面，教育过程蜕变为技术过程。多姿多彩的学生经过教育后，成了千篇一律、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物”的生产方式。它根本无视人与物的不同，更认识不到“人的唯一性、人的不可重复性是一个本体论的事实”。（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于是，学校成了加工厂，学生成了被加工的物品，教师则成了依据图纸进行加工的操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