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抉择》，是张平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写作之前，张平曾采访了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他发现，对企业破坏和损害最大的是集体腐败，是权钱交易，是国有资产流失。一些领导人巧立名目，假公济私，大发横财；而那些因停工被迫下岗的工人们，生活困境却惨不忍睹。严酷的现实让张平想到了作家的责任和良知，他决心要替工人们说出心里话，要揭露那些腐败分子的真实面目，要讴歌立党为公、一身正气的改革者。所有这些，全部浸透到了《抉择》中。对于《抉择》的评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是比较准确的。评语写道：“《抉择》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突出地塑造了在艰难抉择中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市长李高成的崇高形象，也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广大群众和党的优秀干部与腐败势力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给读者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心。小说注意调动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细节等艺术手段，在冲突的浪尖去刻画人物，描写生动爽利，语言流畅激越。整部作品正气凛然，具有强烈冲击读者心灵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其启示意义，尤其发人深省。”《抉择》一经问世，便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轰动，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纯文学作品销售热潮，并且被近百家报刊转载、上百家电台连播、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之前，已经在好几项全国性评奖中榜上有名。最应当提到的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电影《生死抉择》是所有根据张平作品改编成的艺术作品中的最为成功的一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收获，也是近年来获得观众广泛赞誉的少数几部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之一。可以说，电影《生死抉择》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最根本的还是得力于原著《抉择》的成功。
继《抉择》以后，张平又奉献给读者一部惊世之作《十面埋伏》。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正面揭露司法腐败，展示司法队伍中权与法、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两种社会力量强力抗争、殊死较量的长篇小说。作品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十面埋伏》在读者中的反响同样强烈，因为作品跟《天网》《抉择》一样，仍然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谴责腐败，说出了公众想说的话。
经过三年的沉寂，张平于2004年春天推出了长篇新作《国家干部》。这部长达七十万言，被评论家称为“一部顶天立地的大作”的小说，依然走着为底层百姓代言的路线。作品讲述的是，在一个叫做嶝江的县级市，围绕一次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在常务副市长夏中民与常务副书记汪思继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夏中民在嶝江市工作了八年，群众极为拥护，上级也想提拔，但每次对他的升迁动议都招致干部中极大的阻力，以致五次考察都原地踏步。对于这一现象，也即夏中民对省委副书记所问的“领导说了都不算，老百姓说了也不算，那究竟是谁说了算”的问题的探究，成为张平在这部新作中的主要用力点，避免了单纯塑造“青天”的惯例，表达的是社会普遍觉醒的民众的力量。作品直面我国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对现有的干部体制、干部政治、干部文化作了深刻的阐释和思考；对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执政理念、僵化保守的思想，给予了最强烈的抵制和冲击。
对于张平选择的创作道路，在文学界也有不同看法。那些表现当代人孤独感、性苦闷，或者设计痴男怨女情爱纠葛故事，或者想象历史名人逸闻逸事一类的作家，认为张平的作品根本就不是文学，是社会调查报告。在他们的意识中，反腐倡廉是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作家去写这类题材实在起不到多大作用；至于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他们感觉那样写过于沉重，也难以展示艺术才华，而且还得付出很大的精力去接触普通群众，搜集素材，不像写身边琐事或个人隐私轻松。但是，读者并不这样看待张平的作品，《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都能发行几十万册，在文学作品销售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多的读者购买他的小说，就说明他的创作是有价值的。张平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来电，有鼓励支持他的，有向他诉说委屈的。张平也知道文学界有些人对他的创作不以为然，但他并不在乎，他感觉写作这些直面现实的作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倘若让他放弃这种本能，无异于割断他的血脉亲情。所以，张平现在的创作必然是直面现实，为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代言。
从赵树理、马烽到张平，选择关注民生、做公众代言人的文学道路，虽然走得比较艰难，但他们都不后悔，也不退却，这是非常可贵的。而文学却因为有了他们，显得更有意义，增加了更多的读者。在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社会，在文学创作进入困惑的时刻，或许只有像赵树理、马烽和张平式的关注民生的作家，能够给文学带来生机。
2004年11月
审视当下乡村小说创作
一现实乡村对文学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于是，历史上农民总是在每一次社会革命和重大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主要力量。就以近百年来说，中国农民事实上已经经历了几次根本性的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标志，是让农民从“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包产到户政策英明的佐证，是让农民从饥饿半饥饿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步过上了温饱和小康生活；村民自治推行的价值，是让农民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真正体现出自己管理自己的意义，农村确实在向民主政治的大道迈进。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即“三农问题”）却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且已经成为影响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农民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的效益与工业和服务业的效益难以相比。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可现在农民却陷入了艰难之中。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就基本停滞了。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等，成了社会话语中的关键词。如果解决不好“三农问题”，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八九亿农民兄弟却过着艰难而沉重的日子，所有具备责任感的人都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文学创作当然也不能置之度外。因此，现实乡村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大可能，为精彩作品的诞生创造了机遇。
二“五四”至“文革”乡村小说的经验与教训
“五四”至“文革”期间，是中国乡村小说兴起与发展的阶段，在这期间，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鲁迅先生，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开拓者。鲁迅在乡村小说创作中，特别注意描写农村妇女的痛苦和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乡村小说作家的主要特点，它集中表达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崇尚原始、崇尚民间、崇尚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风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小说则有了明显的时代印记，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策宣传和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等就是。“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村小说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因而，五六十年代一些乡村小说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印记，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一定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并且形成了以赵树理和孙犁为核心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两个作家群体，呈现出乡村喜剧和田园牧歌等风格类型，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农民的思想矛盾、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不过，这一时期乡村小说意识探索的空间又是逐渐萎缩的，其艺术创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现实主义与乡村小说
从理论上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因为作家自身的观念必然会贯彻到其创作的文本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品，从来都是执著于对人的生存的揭示与探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的活法；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如果远离底层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不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作品无疑就失掉了血脉。优秀的乡村小说作家，之所以能一直充满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凡俗生活下隐藏的悲剧，也看到了含泪微笑之后的希望。
现实主义虽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但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不等于对现实生活作简单、机械的记录。如今的乡村现实生活是混乱和复杂的，它是现象和本质、偶然与必然、个别和普遍的统一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乡村现实生活，从选择题材、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都经过了主观思考和判断过滤，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已经是比生活真实更高、更完善的艺术真实，是能够代表乡村社会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无视生活的外在真实和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单纯追求外在真实，将会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片面强调写本质，而离开对乡村生活现象的真实具体描绘，则会造成创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创作原则的。
四谁还在写乡村小说
应当说，当代中国不少主流作家多数都以乡村叙事为主，比如莫言、李锐、毕飞宇、韩少功、阎连科、贾平凹等，他们的写作题材和经验都是乡土的。崇拜、敬意、怜悯等这些古典情怀是这些作家们对待乡村的主要方式，他们借助文学家的创造性想象，从乡村丰富的意象群中获得了一种诗意。莫言的好几部重要作品，都是以他的老家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虽然叙述角度不同，但总是比较真切地表现了那一方水土的历史与现实，其中对人性的挖掘还是很见功力的。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等作品，对农村农民生存环境的逼真描写，都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写过《商州》系列、《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等多部乡村小说的贾平凹，2005年又推出了近五十万字的《秦腔》。尽管文学界对贾平凹的作品一直有争议，但他毕竟是在乡村小说这块领地不断地耕耘，在读者中有着许多作家无法达到的号召力。阎连科是个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诚作家，尤其对乡村生活现实有深刻的观察和反映，他曾写出过《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坚硬如水》和《受活》等不错的作品，其中近作《受活》最受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但是，真正的乡土在哪里？农民的欢笑在哪里？叹息在哪里？泪水在哪里？“三农”问题的真相远比想象惨烈得多，这些内容却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些淡化。
不过，我们又不能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青年作家中写乡村小说有成就者寥寥无几。自上海的高中生韩寒靠写小说走红后，便涌现出了一批所谓“80后”作家。这批青年作家根本不屑于写乡村小说，也不愿意去涉猎那个题材领域，而是热衷于表达都市青年的情爱、反叛、无奈、颓唐等情绪。正是因为有一批这样的“80后”，导致了写乡村生活作家后继无人——这倒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五乡村小说怎样走向读者
乡村小说要让更多的读者接受，最根本的就是要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实现作品的价值。对于这样的看法，一些作家和评论家还不能认同。比如有人说：乡村小说与市场无关。这是不承认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否认文学作品走向大众最直接、最便利和最重要的渠道是市场，也就是不承认大众是乡村小说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还有的人认为：进入市场的就不是乡村小说。这是对市场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格调低下、诲淫诲盗的东西才能进入市场，只看到市场上有许多劣质的不好的甚至于坏的作品，却看不到市场竞争对提高作品品格和质量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