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与义夫合作的《叔伯兄弟》
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戎与义夫合作写出电影文学剧本《叔伯兄弟》。从题名即可看出，这部作品是表现家庭矛盾的。影片以一个家庭为背景结构故事，展现了在农村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中，人的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变化，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叔伯兄弟王满福与王满春之间的矛盾纠葛，就体现了这一点。由此反映出两种观念的思想冲突、道德冲突和价值冲突。王满春成为走红的农民企业家，居然是靠制作假药发财，而且那么心安理得。透过王满春道德沦丧的事实，剧本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而普遍的社会性问题，这就是：当人们都在急切地为满足物质的欲望而拼搏时，不可避免地会让一些人的心态发生畸变，甚至于人格出现断层。而王满福的道路与观念，同王满春截然不同，王满福代表了另一种价值观。在经济大潮时期，两兄弟孰对孰错一目了然，但根由在何处？却是两位作家要让观众思考的，这也正体现出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
2006年7月
让观众喜欢是根本
——电影《暖春》成功的启示
最近，从一些媒体上看到，由大牌影星巩俐主演、投资可观的电影“激情作”《周渔的火车》观众并不买账，在国内票房不理想，在新加坡等地也遭遇“寒冬”。由此，再来看山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暖春》，虽然是一部低成本、小投入且没有当红明星出演的影片，却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不让人们深思。
《周渔的火车》脱离了观众的欣赏习惯，要阐释导演所追求的“大隐隐于市”的哲学命题，在一些散乱的琐事之间奔跑，从开头跑到最后，让观众根本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内在联系。也许有人会说这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正是影片的哲学意味。然而，观众实实在在看到的是：情节明显地背离现实生活，周渔本人的品格与她的做事方式很难统一起来，有着莫名其妙的激情和不可理解的行为。作为一种大众化艺术，如果电影都像《周渔的火车》这样，只是为了表现导演的意图而忽略观众的要求，观众不买账就是必然的。
我们再看《暖春》，影片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名叫小花的七岁女孩，因为父母亲和奶奶先后去世，成了孤儿，流浪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时晕倒了。在人们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年迈的宝柱爹把小花背回了家。宝柱媳妇香草过门多年不生育，认为公公拣回小花是故意出她的丑；儿子宝柱也觉得爹是拾回来个吃闲饭的。宝柱爹顶着儿子和媳妇的不满，并以分家另过为代价，收养下了小花。虽然香草一次又一次设法要把小花送走，却未能达到目的；爷孙俩尽管日子过得艰辛，但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快乐。心地善良、天资聪明的小花，上学后成绩优异，并帮助爷爷分担家务；更为可贵的是，她不记恨宝柱和香草的做法，一次又一次用真诚的心去感悟他们，终于让宝柱和香草转变了态度，请回了爹和小花。看着一家人和睦起来，村民们非常高兴，村长当众道出了一个秘密：原来宝柱也是一个孤儿，是他爹千辛万苦抚养大的。十四年后，小花大学毕业，又回到了养大她的山村，做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应当说，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然而，影片用无数细碎的、逼近生活原貌的细节，垒起了一个虚构的大真实，磨去了很多个人化、主观意念化的成分，显得老实巴交、真真切切，让观众感觉现实生活中自己不一定见过或体会过剧中所发生的事情，却相信一定存在着，相信别人一定经历过。创作人员能够紧紧扣住传统道德观念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这个主题，以家庭、社会的人际关系为叙事中心，突出了爱与恨、义与利、善良与自私等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转化，使得影片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命运和社会环境、社会评价以及影片的进展节奏和高潮，都能以人性为中心而被感情化，让观众沉浸在一种道德与情感交融的氛围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宝柱爹、小花等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我以为，《暖春》能收到如此效果，有诸多启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创作人员选择了平民化的艺术追求。编剧、导演和演员以这样的思想为宗旨，从生活出发，因而就可以更多地、更广泛地看到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心灵世界，必然会把视角从少数远离大众的“贵族”身上，移向宝柱爹、小花、宝柱、香草一类人的情感。这种平民化的作品，可以蕴涵更丰富的生活内容，可以散发出更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老百姓的生活和情感贴近了，自然，也就会让观众认可了。
其次是创作人员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影片中的宝柱爹、小花、香草、宝柱等人物，都以鲜明的个性和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人们从这些平常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人间真情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心灵里蕴涵着的深厚的传统美德。在具体表现过程中，创作人员特别注意设置一系列真实感人的生活细节，比如小花把自己做得最好的玉米面饼子送给宝柱和香草吃；小花听说香草吃一百个蚂蚱就能生孩子，于是每天放学后去地里抓，整整抓了一百个送给香草；当宝柱开始转变看法，主动跟小花说话后，小花惊喜万分，激动地跑到地里告诉爷爷。这些经过艺术化加工的细节，具有更感动人的力量，更能真切地体现出影片的主题，更能把观众深深地吸引住。
第三是《暖春》的制作比较精致。影片以熟练的视听语言、丰富的场面调度、和谐的色彩、精美的构图和富有感染力的声光效果以及逼真的化妆与服装造型，整合为整体艺术效果，成为揭示作品主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小山村与大自然的场面，由于摄像角度精确，显示出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感；宝柱爹和小花住的屋子，是那样地符合贫困山区农民家的状况；特别是贯穿全剧的音乐，在民歌的基础上再创作，既保持了音乐本身的特点，又很好地阐释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些都是十分符合观众的欣赏意愿的，让观众获得了一种美的享受。
应当说，让观众喜欢是电影的基本功能。因为，电影是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以其视听兼备、高度逼真、生动形象以及时空自如的传播功效，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曾经发生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影响过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日常必需品之一。遗憾的是，近年来，不少电影编导却忽略了这个基本功能，热衷于追求所谓艺术性，导致大量观众远离电影。本来，由于电视、互联网、歌舞厅等文化娱乐形式的强烈冲击，电影的影响力愈来愈弱；如何把观众吸引回电影院是电影编导首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你在当今电影市场不够景气的状态下，还是不考虑观众的接受兴趣，像《周渔的火车》那样，脱离现实生活的规律，一味地去阐释某种哲学命题，肯定是与电影的基本功能相背离的。
而《暖春》的编导，正是充分考虑到了电影的基本功能，并且站在观众的角度上进行创作，自然会让观众喜欢。据晋轩艺的文章《电影〈暖春〉成功的轨迹》披露，投资仅有100万元的《暖春》，靠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感染力，2003年3月份在山西省内公开放映一个月，票房收入就达到一百三十三万多元。进入4月以后，虽然受到“非典”的影响，收入减少，但发行工作没有停顿，已经与国内半数省市区签订放映合同，“非典”过后，将在各地陆续与观众见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都非常乐观。
事实表明，让观众喜欢是电影创作者的根本，而《暖春》所选择的与各类“大片”迥然不同的低成本、小投入、靠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感染力吸引观众的路，无疑是正确的，其成功经验，将对中国电影的制作与发行，产生典型意义。
2008年6月
《生死之恋》：史实与艺术相得益彰之作
再现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名人旧事的电视剧，近些年来已经拍出不少了。特别是这类人物的故乡，更是把拍他们的电视剧当做一项文化建设工程，舍得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然而，在我看来，多数剧作并不尽如人意，即便是去年多家电视台轮番播出、收视率比较高的《人间四月天》，在表现徐志摩与林徽因、张幼仪、陆小曼几位女性情感纠葛方面，也存在很多败笔。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史实依据与艺术表现的关系：或者拘泥于史料真实，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张力；或者过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游离了史料真实的基础。这些缺憾自然让继续拍此类题材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注意到了，都想尽力避免。新近刚刚与观众见面的八集电视剧《生死之恋》，就可以称之为是史实与艺术创作相得益彰之作。
《生死之恋》讲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活跃在北京的山西文化名人高君宇和石评梅之间真挚恋情的故事。高君宇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五四”运动时期，为了救国救民、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勇敢地冲锋在学生运动前列；不久，成为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后来，受党组织的派遣，从事国共合作大业，做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由于劳累过度，年仅二十九岁即病逝。石评梅是北京女子师范的学生，读书时就发表过不少诗歌、散文，被称为京城的才女；毕业后，一面教书育人，一面继续写诗、写散文、写剧本、写政论。恋人高君宇去世后，悲伤过度，不久也告别了人世，年仅二十六岁。两人有过刻骨铭心的相爱相恋经历，却未能结成连理，留给他们的是遗憾，留给后人的则是美好的话题。《生死之恋》就是以高君宇与石评梅相恋为主线，演绎了一出动人的爱情悲剧。该剧凭借足够的史实做基础，重点是进行艺术创作，使得史实成为艺术创作的依据，艺术创作是史实的升华，二者相互服务，相互依存，保证了剧作的成功。
在史实方面，像高君宇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团事业奔忙，到长辛店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去上海、广州等地参与国共合作并为孙中山先生当秘书，回山西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跟家庭协商解除包办婚姻；像石评梅在北京女师的读书生活，毕业后的教书经历，初恋过程，等等，在剧作中都表现出来了，但不是一项一项地罗列，而是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有详有略，服务于两人相恋的主线。
在艺术创作方面，本剧重点是塑造了高君宇、石评梅、吴念秋三个各具性格特点的人物。高君宇的扮演者王学兵、石评梅的扮演者郭珂宇、吴念秋的扮演者田学军，都不是大红大紫的明星，但他们非常认真，非常投入，对所演人物的理解比较深刻，表演到位。王学兵把高君宇所具有的学者风度、诗人气质、革命家热情和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正直坦率的性格，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出来。郭珂宇对石评梅性格特征的把握，更为准确。观众从剧中看到的石评梅，是一位清纯可爱，善良朴素，大方漂亮，才华出众，外表看着文弱，内心却刚烈的知识女性。她本来一心一意地爱着吴念秋，但得知吴念秋已经有妻室后，心灵受到极大伤害；她与高君宇真心相恋，未及结婚君宇却病逝了，对她的打击更大。她的爱情悲剧，让人们不能不为之叹息。吴念秋也是很有才气之人，可他不关心政治，专心做学问；他真诚地爱石评梅，为了这种爱，隐藏了已有妻室的事实，却由此而酿成大错；靠着他深切的自责，最终让石评梅原谅了他。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田学军很好地刻画出来了，为高、石的恋情起了重要的烘托作用。此外，散文式的结构、精巧的摄像、真实的场景等等，同样是整部剧作成功不可或缺的环节。
2007年8月
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的价值
作为一个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靠读大学走出农村融入城市的农家子弟，我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虽然我现在生活、工作在城市，却总是特别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关注农业。改革开放初期，被极“左”路线束缚了多年，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农民，靠包产到户政策，在短时期内就解决了吃饭问题，我是由衷地感到高兴；然而，近些年来，我又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收入与城市人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生活质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生产进入徘徊不前状态，与其他行业的效益难以相比。让我欣慰的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话语中的关键词。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如果解决不好“三农问题”，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有可能受到损伤。事实上，党中央早已看到了这个问题，正在逐步推出解决的措施，其中之一是从2006年起免除了数千年来一直执行的农业税。面对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政策的实施，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村有什么变化？我在观看了新近由山西省文明办等单位制作的十九集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之后，明显感觉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价值：借助电视剧艺术的方式，展示免税政策之后，农民凭着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全力以赴投入到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美好生活过程中的喜怒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