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影视剧的常识性错误
进入2005年，电影和电视剧有两部大热门，一部是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一部是胡玫导演的五十八集电视剧《汉武大帝》。《天下无贼》的票房收入，据说开创了国产影片的新高；而《汉武大帝》的观众收视率在同时段各电视台节目中一直名列前茅。应当说，这两部影视作品在思想性的挖掘上，在揭示现实社会本质上，在体现历史人物内涵上，在艺术表现创新上，都有值得赞赏之处，的确是满足了广大观众的精神生活需求，也为不少影视创作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
然而，这两部作品却出现了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识性错误。在电影《天下无贼》中，主人公傻根因为舍不得花六百元汇费，带着辛苦积攒了几年的六万元现金上路，成为众盗的“打猎”对象，曲折剧情由此展开。不过，据新华社记者采访国家邮政总局邮政储汇局有关负责人时，却得到了这样的说法：傻根其实只需一百元汇费就够了。据这位负责人解释，目前我国的邮政汇款制度规定，只有五千元以下的汇款是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汇费的，单笔最低收费为两元，每笔汇费的最高限额是五十元，每笔汇款的最高限额是五万元。也就是说，五千元至五万元汇款的汇费都是五十元，高于五万元的则需要分批汇。所以，傻根的六万元汇款需分两笔汇，所需汇费是一百元。这样的话，傻根花一百元汇六万元，他就能够接受了，用不着带那么多现金上路，也就无所谓贼不贼了，当然也就没有这出戏了。这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常识性错误，可以导致整部电影的成立与否，观众也因此而对作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让影片的感染力大打折扣。
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受过宫刑的司马迁竟然蓄起了胡子，招致许多历史学家和广大观众的质疑。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人所共知的人物，他因触犯朝廷而受了宫刑，忍辱负重，写出了伟大的传世之作《史记》。受了宫刑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再生出胡子的，这是人的生理常识；但《汉武大帝》的导演却要违反这个常识，让司马迁蓄上胡子。尽管胡玫回应观众的置疑，讲了一些她的理由，但总是难以让人接受。人们由司马迁蓄胡子，进而看出《汉武大帝》中一些人物对话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于是，对这部耗资巨大的所谓大制作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不能不有所保留。
我以为，电影、电视剧编导也是人，有时犯一些常识性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看他们是明知故犯还是一时疏忽所致。如果说是一时疏忽，观众是可以原谅的，像冯小刚《天下无贼》中对于汇款费用的错误确定，就属于这样。而胡玫在《汉武大帝》中让司马迁蓄胡子，就可以认为是明知故犯，观众是无法认可的。还有一点是要看他们在被观众指出错误后的态度。然而，遗憾的是，当新华社记者以通稿的形式指出《天下无贼》的错误后，冯小刚却从没有表态，让人不能不怀疑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没错呢？而胡玫不光不认为自己失误，还要辩解，同样让人对她的创作态度难以认同。事实上，即使他们承认犯了常识性错误，也并不会影响他们取得的总体上的成功。
正视这些常识性错误，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尽量避免，是那些名导演以及所有导演都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只有如此，才能使得电影、电视剧创作不断进步。
2005年3月
“山药蛋派”作家的电影文学创作
在20世纪40年代登上文坛，50年代硕果累累、蜚声国内外，“文革”之后再创辉煌的“山药蛋派”作家马烽、西戎、孙谦等人，主要是靠一大批经典性小说作品确立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创作出数量可观的电影文学剧本，在几代观众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且获得过许多国内电影大奖。
最早“触电”且成就卓著的孙谦
孙谦一生总共写出二十多部电影剧本（包括与马烽合作七部，与成荫合作两部，与林杉合作一部），绝大多数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都曾受到农民群众的喜爱。然而，他走上电影创作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7年冬天，刚刚解放了的长春市，筹建起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人员一部分来自国统区的电影、戏剧界人士，一部分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或许是因为孙谦曾编过几部大型秧歌剧、道情剧的缘故，他从晋绥解放区被抽调去做电影编剧。此前，他一共看过两三部电影，对电影剧本的写作常识了解很少，对电影的拍摄制作程序更是一窍不通。接到任命，他很吃惊，心里没有一点准备。但那时他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服从命令是天职。同时，他冷静地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熟练，只要努力学习，勤奋实践，就一定能够胜任。于是，他只身离开生活、战斗、工作多年的山西老家，冒着冬寒，长途跋涉，于1948年初到了陌生的东北解放区，干起了陌生的电影编剧工作。
孙谦初到“东影”的时候，有些人瞧不起解放区来的作家，认为都是些土头土脑的人，甚至当着他的面说：“什么阿猫阿狗也能当编剧？”这些话给了他很深的刺激。他决心要做一名合格的电影编剧。于是，每天起来不是看电影就是看各种电影文学剧本以及有关论述电影的书籍；同时，不断地琢磨电影的特点。凭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性格，孙谦顶住了冷嘲热讽，努力探索，勤奋试写，终于在1948年底写出了平生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盐》。剧本讲述的是辽沈战役中民兵群众支援前线的故事。经上级批准，列入拍摄计划，东北电影制片厂组织起了摄制组开始操作。孙谦对自己的第一个剧本比较顺利地获得批准，很快就要拍成影片，特别兴奋。然而，随着整个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始转向接管城市，《盐》的摄制被搁置起来，以后也再没有机会重新完成，给孙谦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他只能慎重地保存好剧本，留下纪念。不料，到了“文革”中却被造反派抄走，至今不知下落。
《盐》未能拍成影片的遗憾没有让孙谦气馁，他下决心要写出更多好剧本来，他相信自己总会成功的。1949年夏天，中央电影局在刚解放后的北京成立起剧本创作所，调来一批电影编剧，专事写剧本，孙谦也是其中之一。他到京郊农村生活一段后，写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交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孙谦第一次看到根据自己的剧本拍成的影片进入电影院，与广大观众见面了，他终于以自己的能力走进了电影队伍中。继《农家乐》之后，他又一鼓作气写出《光荣人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陕北牧歌》（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上映）。
1950年秋天，孙谦接受了写一个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应当如何办的电影剧本的任务。这是一个他从未涉猎过的题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个全新事物。为了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剧本的思想原则，他首先找来一大堆材料阅读，又在北京走访了相关部门和人员；然后回到故乡——山西中部平川深入生活。在故乡，他如鱼得水，跟乡亲们融为一体，了解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真情实感；了解到了供销合作社创办的积极意义和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了解到了农民对这项新事物由不认可到主动参与的过程和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带着丰富的素材，孙谦回到北京，将剧本命名为《葡萄熟了的时候》。写完初稿，他广泛征求各方人员的意见，反复修改达五次之多才定稿。《人民文学》杂志在拍成影片前先行发表（这是该刊首次刊登电影文学剧本）获得了读者好评；随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与观众见面。对《葡萄熟了的时候》这部影片，有赞扬者，也有批评者，并引发了一场文艺界的讨论，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朝闻等都撰文对这部作品作了评价。
此后，孙谦于1954年摆脱了从政策概念出发为完成任务而写的框框，在人物形象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写出剧本《夏天的故事》，用他的话说是“他们（指人物形象）吵我、闹我，像什么灵魂一样地揪住不放”。有这样的创作激情驱使，他在写作过程中感觉特别顺手，特别愉快，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栩栩如生，可以说，这是他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性作品。这部表现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过程的电影，着力塑造了初中毕业生田金生的形象，同时，围绕他的其他几个人物也各有性格，活灵活现，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作为一名职业电影编剧，孙谦是尽职尽责的。从1955年至1957年夏天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勤奋写作，把高琨的短篇小说《谁是凶手》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与成荫合写出剧本《未完的旅程》，在《电影创作》杂志发表，因政治气候未能投拍；把自己的小说《奇异的离婚故事》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易名为《谁是被抛弃的人》，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与成荫合作将话剧《万水千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成影片。
1957年夏天，孙谦拖家带口回到了山西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与马烽、西戎、束为、胡正重新聚到一起，使山西的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几年中，他写出了十余篇短篇小说和《春山春雨》《通天路》等电影文学剧本。紧张的创作，使他的身体几乎吃不消。他在后来曾谈到，在赶写《通天路》时，由于疲劳过度，竟昏厥在写字台上。苏醒后，天旋地转，头晕耳鸣，浑身无力，有一段时间连读书看报都不行。可见他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表现出一位作家强烈的责任感。
马烽、西戎合作创作《扑不灭的火焰》
20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扑不灭的火焰》，是1954年马烽与西戎合作创作的。影片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在观众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是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之一。影片通过抗日民兵英雄蒋三等人同敌人坚决斗争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只要有火种在，斗争的烈焰就会熊熊地燃烧，任何人也扑灭不了它。
《扑不灭的火焰》的素材，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汾阳县唐兴庄民兵英雄蒋三与敌人机智勇敢斗争的事迹。1946年抗战胜利后，马烽从兴县回汾阳探亲时，路过唐兴庄因下雨停留，就听村里的人们跟他讲述过蒋三的故事。当时正在写作《吕梁英雄传》的马烽，已经养成了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习惯，因此，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素材，但由于那时工作和创作繁忙，无暇写出来。1953年，他的老朋友、《吕梁英雄传》的搭档西戎从北京回汾阳体验生活，马烽便把这个事说给西戎。西戎专门去唐兴庄搜集了材料。不久，马烽也去汾阳下乡，两人再次到唐兴庄及其附近村庄深入采访，掌握了大量素材，回到北京很快就写了出来。
然而，这部深受观众喜欢的影片，曾被当时的一些影评家站在“政治”的高度加以批评，认为“影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却比较贫弱”，“对于蒋三个人的英雄行为，影片却做了过分的渲染”等等。如此批评一部影片，实际上是根本不考虑观众的欣赏要求。因为，带有传奇色彩和惊险场面的情节，是电影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如果按照那些影评家们的看法，重点去表现“蒋三如何发动、组织群众等”，不要突出“蒋三个人的英雄行为”，这部影片必将是教育意义突出，故事性减弱，那就肯定难以吸引观众，也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考验，现在再来看《扑不灭的火焰》，仍然能够被它所吸引，原因正是它的故事性、传奇性和惊险场面。
马烽的经典之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其续集
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马烽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也是20世纪50年代国产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分为正集和续集，正集于1958年创作出来，续集于1960年问世。
本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素材，马烽是准备写成小说的。动笔前，他跟老朋友孙谦谈起来，当时孙谦是以电影创作为主，知道各电影制片厂好的剧本比较缺少，而且电影观众要比小说读者多得多，就劝马烽把这个素材写成电影剧本。马烽有过《扑不灭的火焰》创作经验，感觉写成电影剧本也可以，于是采纳了孙谦的建议，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据马烽在2002年8月与笔者交谈时说道，他写完后还没有剧名，是孙谦看过后给起的这个名称，也是孙谦把剧本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苏里的。苏里对剧本很感兴趣，没多久就开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