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会议”之后，李束为的心情顺畅起来，下乡体验生活，重新写小说，发表了《迟收的庄禾》《玉成老汉》等作品。他在《迟收的庄禾》中，描写壮劳力张二货由于饿怕了，认为集体靠不住，不如靠自己，于是偷偷地在离村很远的山坡上开了一块自留地。但是，到庄稼成熟后，张二货却不敢去收割，甚至不敢承认是自己的庄禾，他担心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因而放弃了用血汗浇灌的庄禾。束为想为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当时农村推行的政策保持一致，这样，他就一边批判种自留地的行为，一边又将巨大的同情给予了农民。一位正直的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这样的双重性格，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文学的悲剧，更是束为的悲剧。
然而，没过多久，“大连会议”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批判，主持会议的邵荃麟和在会上特别活跃的赵树理，被横加指责，参加会议的多数作家先后遭到批判，李束为也未能幸免。于是，他写小说的热情再次冷却，他不愿意总是既矛盾又痛苦地表现双重性格，所以，就把重点就放在了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创作上，影响较大的有《南柳春光》《革命家训》《更上一层楼》等。其中的《南柳春光》是当时全国文坛上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这部报告文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山西绛县南柳大队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家园的事迹，告诉人们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的道理。《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曾发表了好几篇专门评论《南柳春光》的文章。
“文革”十年浩劫，李束为由于是山西文艺界的当家人，首当其冲，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作家”进行残酷批斗、迫害，住过“学习班”，蹲过“牛棚”，还被关进监狱达好几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束为才得到“解放”，政治上彻底平反。尽管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懂得，国家有难，己何能免的道理，他没有让过去的痛苦过多地缠绕在记忆中。恢复自由后，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并染有疾病，但他头一件事是下乡。他要看看阔别十多年的农村的状况，要了解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是否解决了。他从晋西北走到晋南，走走，看看，听听农民的心里话。他对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来农民生活提高不大感到忧愁；一些革命老区的群众当年对革命事业做了许多贡献，却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更让他痛心；同时让他有所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并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农村前景充满希望。1984年，李束为服从组织安排，重新担起了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的领导责任，为新时期山西文艺事业的繁荣继续辛勤工作，受到山西文艺界的拥护。1992年2月离休后，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文艺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余热，为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竭尽全力，直至去世。
李束为从1943年发表《租佃之间》起，走上了创作道路。在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始终把农民作为描写主体和读者对象。五十多年间，农村围绕土地这个中心问题发生过一系列矛盾冲突，有进步，有挫折，有革新。束为在他的作品中，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这一系列矛盾冲突，对社会生活作了深刻的揭示，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艺术风格，为“山药蛋派”赢得了荣誉。当然，由于多年的文艺行政事务的缠身，李束为没有能够写出几部厚重的史诗性作品，而这并不是他没有创作能力。对此，读者不能不感到遗憾；他自己也很遗憾，甚至内疚。不过，他对山西文学事业的贡献，人们是会永远记着的。
2002年11月
新世纪的“晋军”
“晋军”溯源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山西文坛上一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包括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柯云路、李锐、张平、钟道新、蒋韵、哲夫、燕治国、赵瑜等。这些作家既继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对当时的全国文学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当大型文学刊物《当代》集中刊发成一、李锐等山西作家的一组重点作品时，便明确提出了“晋军崛起”的口号，并很快得到了全国同行以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应当说，“晋军崛起”不但是对当时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就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是对山西所有作家的最好鞭策与鼓舞，而且也展示了山西文学创作在“山药蛋派”之后的再次辉煌。
“晋军”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他们曾经长时间地生活在基层。像李锐、柯云路、钟道新等人，是从北京等地插队落户到山区；成一、周宗奇、韩石山、王东满等人，是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基层；而张石山、张平、蒋韵、燕治国、哲夫等人，就一直生活在普通群众中。因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着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并且能够用较强的理性思辨力去加以阐释。他们不再像前辈作家那样集中笔墨表现具体的场景情节，而是抓住生活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努力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人性的等多种角度去审视，显现出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意识。同时，在艺术手法上，不再拘泥于一种形式，而是表现出多样化的追求，既有传统的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描写，也有现代的心理结构、文化寻根、情感展示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时代主潮，“晋军”作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追求个性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事实。他们通过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艺术素养、知识积累、思想观念、素材准备等等，都有了很大提高，不再局限于某一生活领域，在审美倾向、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诸方面，形成了多元的、个性的、现代的风格。这里，对他们中比较活跃的几位予以评述。
潜心开拓晋商题材的成一
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成一，有着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是新时期最早走上文坛的青年作家之一。他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顶凌下种》，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文革”以后第一位获全国奖的山西作家。在迄今二十多年时间里，成一潜心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远天远地》《外面的世界》《陌生的夏天》；长篇小说《游戏》《真迹》《西厢纪事》《千山》等；还有多部未结集的中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和散文随感，总字数近五百万字。200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凝结着成一多年心血的、近九十万字的长篇新作《白银谷》，则是一部既有足够的史实和深刻的历史思考，且十分好看的力作。
考入南开大学以前一直生活在晋商故里太谷县城的成一，其祖父、父亲都在那里经商，因此，他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叶曾经叱咤风云的晋商，有着深刻的印象，决心要用文学形式将晋商的兴衰史表现出来。于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到晋商大本营之一的祁县，挂职当了三年县委副书记；他留意搜集一切与晋商相关的史料、文献、传说；他同时也思考晋商兴衰的根本原因，准备撰写一个“晋商系列”小说。1993年第一部“晋商系列”长篇《真迹》与读者见面，作品构思精巧、独特，文笔清新、流畅，表面看似乎是描述一个侦破故事，其实是用反侦破笔法揭示了晋商的消亡之谜。两年后，他写出了第二部“晋商系列”长篇《加冕现场》。这是一部带有一定喜剧色彩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位晋商后代当年随意说了一个自己能当皇帝的笑话。然而，这个笑话到了“文革”中，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饱受了各种折磨。成一是要以这个故事，说明晋商兴盛时代虽无政治抱负，最终却被政治击败了。喜剧中包含着苦涩的悲剧，发人深省，震撼心灵。
应当说，《真迹》和《加冕现场》是成一对晋商题材的初步涉猎，真正揭示这个独特题材历史意义、深刻内涵和艺术魅力的是《白银谷》。明清时期的晋商，独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确立了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地位。它自诞生到消亡，一直为山西商人所垄断，当时被俗称为西帮。票号为何只能西帮开而其他地方的商人不能开？究其原因，除了西帮有别人无可取代的财力和信誉，还因为他们有独特的理念和精密的规矩。《白银谷》就是试图揭示这种独特的理念和精密的规矩并阐释其兴衰原因的。
西帮票号由兴到衰上百年，虽然官修正史轻商观念明显，几乎很少提及，但作为历史，其中的风风雨雨自然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成一是小说家，非常清楚写小说不是撰历史，大量的史料还需进行艺术加工；尤其是他写这部作品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写一部既有足够的史实做依据又要好看的小说，这就有一个选择史料、选择角度、选择叙述的问题，正如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历史小说要好看，主要得靠历史的魅力，史实的魅力，而不能只靠今人‘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规矩。”可以说，成一在《白银谷》中对史实与好看关系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他从做小说的角度，选择了西帮票号史上动荡最大的三年，即光绪二十五（1899年）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之间为大背景，全景式地再现了晋商望族的商业活动、社会关系、个人隐秘诸般形态；对豪门深藏的善恶恩怨和商家周围的官场宦海、士林儒业、武林镖局、西洋教会等等，都有着丰满鲜活、淋漓尽致的描绘。在艺术表现方面，《白银谷》将翔实的史料依据与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飘摇激荡的社会与让人牵挂的人物命运艺术地融为一体，收到了既有深刻思想内读涵又好看的效果。
《白银谷》并不是成一晋商题材小说的终结，眼下，他正在以晋商中茶商为落笔点，撰写一部长篇小说。成一会继续以现代意识挖掘晋商的深刻蕴涵和文化价值，进一步丰富他的晋商系列作品。
“拒绝合唱”的李锐
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锐在随笔集《拒绝合唱》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回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或说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听了太多的合唱。不是那样合唱，就是这样合唱。难道除了合唱而外我们真的学不会欣赏独唱？真的没有勇气独唱？”
李锐“拒绝合唱”的思想表现到小说创作中，是他写每一部作品都要写出个性来，写出不同于别人之处来。因此，他近年来的作品数量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力作，都浸透着很多心血。90年代他写不足20万字的长篇小说《旧址》，“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旧址》代序）《旧址》发表和出版后，马上引起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认为小说所承载的丰厚思想内涵，有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通过家族史的写作，击破了庙堂历史所构筑的神话，写出了历史的沧桑感、悲凉感，表现出人性在历史面前的无奈和历史与人性的抵牾。
《旧址》出版之后，李锐开始了《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的写作。这个系列由多部中篇和长篇组成，都是以吕梁山为大的自然环境，以“文革”为大的人文环境，以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的生存方式、微妙关系为大的故事框架，由此而思考一系列问题，包括历史意识、人生价值、知识分子命运、农民深层心态等等，并且提示出农村变化中不变的因素、农村现实的贫困和农民心态的愚昧与沉睡状态以及他们心理上的传统文化重荷。李锐认为，他的这个系列小说，不再是农村题材，也不是农民的小说，吕梁山出现在作品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一座山，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的象征物或者符号。《行走的群山》发表出来的有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和《黑白》，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李锐对两个中篇不太满意，写完《无风之树》他才觉得是真正超越了自己。他说：“《无风之树》我写得很投入、很激动，除了作品本身渐渐的展示过程让我动情动心而外，真真切切地体验到对自己的超越是一种难言的启迪和鼓舞。”（《无风之树》代后记）《无风之树》的文化内涵的叙述方式，都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独具个性的，他所展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思考，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层次；他的叙述表达了丰富的和强烈的自我体验。在《万里无云》中，李锐的这种艺术追求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在本书的《代后记》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在《无风之树》中初尝了叙述就是一切的滋味之后，我又想在《万里无云》中走得更远，我试着想把文言文，诗词，书面语，品语，酒后的狂言，孩子的奇想，政治暴力的术语，农夫农妇的口头禅和那些所有的古典的、现代的、已经流行过而成为绝响的，正在流行着而泛滥成灾的，甚至包括我曾经使用过的原来的小说，等等等等，全都纳入这股叙述就是一切的浊流。做得如何我不知道，我只是凭着直感做了全身心的投入，做了那忘情的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