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的发展变化，比如《姑娘的秘密》描写的是农村青年对科学技术的追求与向往；《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则反映了农民走集体道路与单干两者之间进行抉择时的复杂心理；《两涧之间》围绕水利之争，展开了两个社长之间从对立到互助的心路历程；《灯芯绒》是讲述一个婆婆给未过门的儿媳妇买一块灯芯绒曲折过程的故事。西戎很少正面写重大题材和重要人物，总是选择普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进行描写，收到以小寓大和小中见大的效果。所以，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从来没有大而空的影子，从来没有概念化的痕迹，即使是一个着墨很少的人物，往往也是活脱脱的。这些人物都像西戎本人一样质朴、真诚而直率，他们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他们不唱高调、不赶浪头、不追时髦；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和虚情假意；他们也不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他们都是那么普普通通、真真切切、平平常常、实实在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物才能够成为艺术典型。虽然，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戎的这些作品留下了农村合作化、公社化的痕迹；当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再回头去审视那段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但是，由于作品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塑造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就不显得不真实；相反，倒是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来。
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这篇小说既给他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央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这篇作品：
西戎同志写的《赖大嫂》，在养猪问题上就有许多想法。好心干坏事，也是普遍的。……有人以为写矛盾就是群众与群众的矛盾。我的理解，矛盾是广泛的，主要有工农业，有生产问题，有分配问题。作品要写人，写农民，也会遇到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的问题：有的不愿意养猪，有的愿意养；农民之间也有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总的讲，是个体经济的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是主要的。短篇创作碰到的另一个问题，即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不可能，怎么办？《赖大嫂》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如果水到渠成，可能解决；否则，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
邵荃麟以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西戎的《赖大嫂》等作品为例，认为，文艺创作可以写“中间人物”，因为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少数，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中间人物的各种心理状态。这样，《赖大嫂》无形中就成了“中间人物论”的样板。然而，到了1964年，文艺界的“左倾”思潮盛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把邵荃麟提出的“写中间人物”歪曲为反对写英雄人物，主张写落后人物和牛鬼蛇神，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西戎的《赖大嫂》成了“中间人物论”的“黑样板”，认为是塑造了落后的人物形象，调和了阶级斗争，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赖大嫂》更成为西戎的一大罪状，遭受了残酷批判。
三重返文坛
1966年，“文革”开始，由于《赖大嫂》之故，西戎是较早被批斗的作家之一。次年，他与赵树理、马烽等人一道被关进“牛棚”，除继续挨批斗外，还得干扫厕所、烧锅炉一类苦力活。1970年，全家被下放到运城县农村劳动改造。1975年，山西省委成立文艺工作室，西戎才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次年，停刊十年的《火花》改名为《汾水》正式出版，西戎继续任主编；到1982年更名为《山西文学》时，才卸去主编职务。1978年，省文联、省作协恢复活动，他被推选为省作协主席，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誉主席。
复出后的西戎，在编刊物之余，重新开始创作。他先后写出了《他，是弱者也是强者》等一系列散文和评论，特别是陆续发表了《春牛妈》《赵庄闹水》《耿劳模》《走上新岗位之前》《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说，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表现了一位老作家坚实的艺术功力。《春牛妈》描写的是一位植棉模范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仍然坚持进行棉花实验的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崇高的品质和不怕困难的精神；《赵庄闹水》以一个村庄围绕如何得到水利设备展开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与不正之风坚决斗争；《走上新岗位之前》和《耿劳模》，则都是表现新时期不同岗位上的人们向往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风貌。
最能代表西戎这个时期创作水平的是短篇小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这篇作品1983年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先后转载，并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获得了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作品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了“我”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两次住招待所的经历，通过对所接触的地委办事员、招待所服务员刘主任、张光奎、兰林、孙涛等形象的刻画，嘲讽了当今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冷漠，鞭挞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投机分子，呼唤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友爱的关系。由于它发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革之际，因此，作品切中了时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西戎后来写了《一篇作品的思索》，比较详细地谈了创作这篇小说的感想：
十年动乱，是我经历过的。我熟悉那些人和事，且时时都在脑际萦绕着：喧嚣的斗争会、疯狂的叫骂、贴满墙壁的标语、具有威慑力的“最高指示”……纷乱不安的非常生活，年复一年地延续着，结果是生活被扭曲了，人妖被颠倒了。一方面是形形色色打着“革命”旗号的造反派，他们抢班夺权，像暴发户一样爬上了革命领导的宝座，肆无忌惮地干着违法乱纪、损害党的形象、破坏社会秩序的丑事；另一方面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老干部和具有才学的知识分子，被打翻在地，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他们的身体被斗垮了，学业被荒废了，家庭的幸福被人为地破坏了；但他们做人的良知并未泯灭，在那充满谎言和泪水，让人窒息的年月里，他们不会谎言惑众，不会诬陷别人，身体遭受折磨，心中却充满着希望，是他们支撑着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文明。每当想起他们，都使我好似喝了烈酒一样的兴奋激动。与此同时，我也总会联想到那些造反起家的新贵们，是他们助纣为虐，把我们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这些令人敬仰的和那些使人憎恶的各色人物，是应该写出来作为历史教训，让我们的后辈人，从思索中接受应有的教益！
《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比较有特点。西戎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同一人物前后判若两人的言行举止，同一事件前后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同一物景前后重复出现的巧妙安排，使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展示出来了。
西戎在“文革”前写散文不多，但每一篇都很感人，以细腻和富有意蕴而见长，如《母亲的晚年》等。“文革”之后，他的散文多起来了，发表有数十篇。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趋老，人生体验越来越丰富而深刻，散文这种文体便于表达出各种体验来。较有代表性的为《忆良师丁玲》和《他，是弱者也是强者》。《忆良师丁玲》是西戎在丁玲逝世后带着深厚的感情写的。在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丁玲时的情景，回顾了丁玲50年代初从四川调他去北京的经过，谈到了“文革”结束后丁玲从长治回北京路经太原时的相见。有描写，有抒情，有感受，从不同角度刻画出了丁玲的形象。比如写第一次见丁玲时的情景：
丁玲的穿戴和所有的西战团女兵一样，剪发头上戴一顶灰军帽，穿一身灰军装，腰里扎一条宽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草鞋，看上去英姿飒爽，威武精悍。山里深夜寒冷，她披一件从战地缴获来的日本黄呢军大衣。她身材矮胖，口齿流利，声音宏亮。她那有声有色、充满感情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把下面听讲的人都迷住了。
《他，是弱者也是强者》是一篇记叙作家赵树理被残酷批斗和住牛棚过程的文章。作品是在赵树理诞生80周年前夕的1986年5月写成的，《山西文学》发表后，《新华文摘》等报刊都全文予以转载，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章有许多真切的细节描写，把受苦受难的赵树理展示给读者，让每一个读者无不动容，甚至潸然泪下。比如写赵树理被批斗的场面：
赵树理戴着用细铁丝拴的大木牌，因为很重，两手端扶，步履艰难地被押进一间比较宽敞的大房间里……天气着实闷热，房间里的烟味、汗味，简直让人憋闷得喘不过气。赵树理脸上淌下来的汗珠，滴在胸前沉重的木牌上，渍湿了上面糊着的纸，又慢慢地流着，跌落在眼前的水泥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倏忽从人群中跳出来两个年轻人，其中之一是一位戴一顶黄军帽、露着两根锅刷小辫的女青年，对准赵树理的胸口猛击一拳。赵树理毫无防备，身子倾斜，脚轻头重，应声翻倒在地……
除了创作之外，新时期以来，西戎还把大量精力用在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上。许多文学青年就是在他的真诚帮助下走上文学道路，取得很大成就的。1986年，他出版了一本文学言论集《寄语文学青年》，除选收了一些他谈自己创作道路的文章外，多数是他为青年作家出书写的序言、与青年作者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出他扶植文学青年成长的努力。正如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所说的：“我把这些短文整理结集，自觉从学术价值来看，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当我重读这些短文时，也得到了一种精神的满足，因为它确实是我多年来为文学青年的成长付出的辛劳。如果说它还能使后来者从中得到启迪或引起对一些问题的思索的话，那将会使我倍感欣慰的。”
2010年11月
孙谦的农民情结
作家燕治国1992年为《太原日报》撰写“作家访谈”专栏时，有一篇写孙谦的，名为《南华门里一老农》，描述了孙谦的外表形象：“脸上纹路略多了一些，身上衣衫略散了一些。行走无铿锵之音韵，腰却是弯了，头发却是落了。闲暇时巷口一站，人以为乡间一老农，田头一大爷。”如此描述，的确是把孙谦活脱脱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其实，孙谦不光外表形象是农民，多年的生活习惯也是农民式的，譬如爱吃家乡粗米粗面，爱穿随意宽松衣服；更主要的是他的心里只想着农民、农村、农业；他一生所写的200多万字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农村题材。可以说，孙谦的农民情结伴随了他的一生。
一
同“山药蛋派”几位骨干作家马烽、西戎、束为、胡正一样，孙谦也是从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战争年代，他主要在晋绥根据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孙谦成为专业作家。他始终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选择民族化、大众化文艺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面，以作家的责任感，把握生活的脉搏，用自己的作品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他不懈地深入生活，努力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一直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虽然他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说话习惯，给人的印象从来就是个地道的农民，但他却阅读过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和其他社科著作，从中汲取到很深的理论素养，不断进行新的艺术追求。几十年中，他勤奋笔耕，创作出数百万字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从他的作品中，不但可以闻到农村生活浓烈的泥土芳香，而且可以看到中国农业鲜明的历史轨迹，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时代精神，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深为广大读者和观众所喜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电影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获得过国家及山西省的多种奖项。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孙谦“人民作家”的称号。他是山西省迄今为止获此称号的八位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