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事，天下情
——兼贺王祥夫小说蝉联夺魁
元月8日在大同晚报看到一则好消息：王祥夫短篇小说《归来》荣登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上年度他已获得这一殊荣，如今是梅开二度。我当即发短信为他喝彩。
晚上到他博客上找《归来》读。感觉像初次让他夺魁的《真是心乱如麻》一样，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向读者讲一个在胸口憋了很久的故事，急不择言而又极其洗练地讲下去。感觉不到他在用什么技巧，故事就跟生活本身一样自自然然展开。读完已是深夜，我却没有一丝睡意。
故事很普通，也很简单。一位农村的吴婆婆在早春的一场大雪中突然去世了。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两家人守在身边，外出打工的小儿子也赶回来了。小儿子离家三年，奔丧归来还带着他在外面娶的四川媳妇和已经两三岁的孩子。吴婆婆却没有见过小儿媳和小孙子，更不知道小儿子在外面因工伤失去一只胳膊。小儿子的那只空袖筒是文眼所在。丧礼后清理吴婆婆的箱底时，家人惊异地发现，这位因穷困不得不加入乡下“不吃肉教”的母亲，这位连烧香供佛都嫌浪费钱的母亲，居然给子孙们攒下了一万五千八百块钱。这笔巨款，大儿子、二儿子两家不用商量，都同意给了失去一只胳膊的小儿子。办完丧事，小儿子一家返回打工的城市，去鞋厂看门房。吴婆婆过了七七，二儿子突然发现母亲那个裹钱的头巾包，原封不动地藏在自己屋里。二儿子“呀呀呀呀”的叫声，惊来了大儿子。大儿子这才想起小儿子临走前那天晚上说的话：“可怜我二哥是个哑子，老来老去比我都可怜。”大儿子打着手势让二儿子把钱收好，自己则领着媳妇去打香椿了。城里人喜欢吃香椿，大儿子夫妇要用卖香椿的钱，再买些菜籽回来。
我不知道这篇小说的酵母是什么。既然作家王祥夫一直生活在大同，我想可以说，这故事大同是有的，或者大同会有的。再按照“天下大同”的思维，似乎更可以说，这故事天下是有的，或者——天下会有的。这样就明白了：王祥夫所写的是大同的事，天下的情。或许这便是他能够在全国（有多少写家呀！）蝉联夺魁的重要原因吧。王祥夫夺魁不只是个人的事，我看作是大同的光荣。
这篇小说给我们展示了时代的悲情和令人心酸的一面。身体残缺的小儿子，为了活得有尊严，为了避免给亲人带来伤痛，他硬是自己忍着、熬着，即使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也不回去见亲人，一直要熬到母亲去世才不得不归来！他的伤痛是终其一生的，是一家人的，也是一村人和几代人的。城镇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小说警示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最大可能地关注、关心、关爱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和走进城市的农民工，别让那个小儿子走进城市所付出的代价在生活中重现；至少，我们应该通过努力把这种身心伤痛的代价降到最低。
这个故事彰显了人性善良的热度。虽然挣扎在贫困线上，吴婆婆却能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万五千八百元的遗产；同样是在贫困线上挣扎，三个儿子、还有儿媳却诚心相让，把这笔巨额遗产留给了最困难的那一家。这悲情心酸的故事何其令人感动！靠土地为生的人们大多有善良的秉性，而培育这善良秉性的，应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人类文明的液汁。
有责任感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此作、此人，当得此誉。希望我们的作家永远拥抱土地和人民，写出更多乡土气息、人民性的好作品。
《大同日报》 2013年1月10日
南窗偶记
【题记】下面十篇短文，是从十几二十年前发表的读书心得中选取的。浅薄容或有之，却绝非无聊。“南窗”者，是毗邻太原迎泽大街的一栋住宅楼顶层向阳的房间，早年我曾栖居于此，在南窗下度过一段难忘的读书时光。
“爱之以其道”
——读《曾国藩教子书》
湖南岳麓书社近年来以其远见卓识钩沉古籍，推出一批又一批好书，备受读书界青睐。有的则逸出读书界狭小的圈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曾国藩教子书》即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是怎样一个人？百年以来毁誉不一，或奉为“古今完人”，或斥为“汉奸刽子手”。这当然是历史家的事，姑且可以不论。唯遗憾的是，今人很少知道曾氏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
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精通英文，是清末著名外交家，我们在《辞海》里可以找到介绍他的词条。次子曾纪鸿虽不幸早逝，但在古算学的研究上也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不仅如此，曾氏孙辈还出了一名诗人，曾孙辈又出了两个教育家和学者。以其地位而论，曾家后代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为什么他们不但毫无纨袴恶习，而且个个都很出息？莫非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
不然。我们从一册薄薄的《曾国藩教子书》里可以找到合适的答案。这些书信是1852年到1871年曾国藩写给两个儿子的，凡一百四十封，内容都是教他们读书、作文、做人的。
同治三年（1864），曾纪鸿赴长沙考试，曾国藩接连给他写了两封信，头一封告诉他：“船上有大帅字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经过府县各城，可避者略为避开，不可惊动官长，烦人应酬也。”第二封又谆谆告诫：“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联想近年考场种种弊端，以及开学之日高级轿车云集校园的热闹景象，我们当作何感想呢？
曾国藩官居要职，但他不希望儿子们做大官，赚大钱，“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在一封给曾纪泽的信里这样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联想近年诸多为人父母者，不是逼迫子女辍学经商，就是不惜血本，打通关节，使之早日跻身官场，挤进权力结构，我们又当作何感想呢？
曾国藩不仅教儿子们如何读书做人，而且教他们如何养育后代。“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按指曾纪泽）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旦视而暮抚，爱之而反以害之。”联想近年“小皇帝”越来越多，闹剧也愈演愈烈，我们又当作何感想呢？
自然是感慨系之，又感慨系之矣！感慨过后，更多的人会去寻良药，觅正途。
诚然，我们有雷锋、赖宁，有感人的南极精神，我们可以用这些闪光的人和事去引导和感召我们的后代。但每当茶余饭后，翻几页《曾国藩教子书》，总也会有点益处吧，至少在方法上可以借鉴点什么吧。正如编章此书的钟叔河先生所说：“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
《人民代表报》 1992年1月1日
“昆仑”之音
某出版社要重印钱锺书的早期著作《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钱不同意。无奈力主出版者是位老朋友，“讲来振振有词”，终于拗不过，应允合作。结果是写了篇“一当两用”的《重印本序》。序的开头是这样的：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钱锺书先生是世所公认的当今的“文化昆仑”。如此说来，上面这段话便可称作是“昆仑”之音了。钱先生又是很多人崇拜的甘于寂寞的典范，假如他走出寂寞的书斋，到什么集会上一露丰采，作专题讲演，光是这段开场白就足以慑服凡胎俗心了。可惜，钱先生奉行着鸡蛋好吃尽管去吃、大可不必认识那只下蛋的鸡的理论，他难得走出书斋。即使《围城》风靡天下，也不见他去书市上签名售书，或是把照片登到报纸的副刊上。因此，他大概不知道，眼下正有多少“文化垃圾”充斥着书刊市场，有多少所谓“书”，初版时就给“编著者”垒起了高高的散发着油墨臭的坟头。如果说，从过去坟墓里挖掘出的作品，有些还可能有史料价值；那么，现在那些几乎随处可见的散发着油墨臭的坟头，将来也会有价值吗？也许有吧。但那价值，除了使将来的人们，从中窥见20世纪末叶中国社会里某一类人的无聊，并由此而惊诧和害羞和耻笑外，还会是什么？！
《人民代表报》 1992年2月22日
小品“雅舍”
头一回知道梁实秋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在课堂上。那时指定给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是不讲胡适、周作人的，自然也不讲梁实秋、林语堂。但有一篇课文却称得上是梁的专论，这就是鲁迅先生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当时对梁的全部印象，亦如文章题目所示的那样。
十多年后，当我读了一家出版社选章的七十多篇精美的“雅舍小品”，于深深叹服之际，另一个梁实秋的形象——“雅舍”主人——便生长于心，且挺拔起来。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原来是这样的：四根砖柱，上面盖一个木头架子，顶上铺上瓦，四面编个竹篾墙，墙上敷一层泥灰，“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更为稀罕的是，“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再看看环境吧。因为只租了六间中的两间，则邻人轰饮作乐，鼾声、喷嚏声、吮汤声……随时都从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外加群鼠骚扰，蚊虱鼎沸。屋内陈设呢，则既无名公巨卿电影明星之照片，亦无博士文凭张挂于壁间，唯“一几一椅一榻”而已。
就是这样一处简陋、恶劣的所在，梁实秋却乐滋滋地名之曰：“雅舍”。其“雅”何在？我以为雅不在舍，而在主人的那种超群脱俗的性情。比之充塞世间的狐狸式的“葡萄论”来，梁实秋之命名“雅舍”，没有一丝调侃、反讽或自嘲的意味，所有的只是严肃和真诚。这才是真正的清高和淡泊。若追本溯源，“雅舍”主人的这种情怀，当是与那位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孔门弟子颜回，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陶渊明，与“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刘禹锡归为一脉的。几十年风风雨雨，白云苍狗，“雅舍”主人始终守着这个名号，可谓终生不渝。我们只要看看那印着“雅舍”徽记的累累果实，就会明白许多道理。
记得几年前，有人借重评梁实秋来贬损鲁迅，又有人起而反对，给贬损者以迎头痛击。这段公案现在似乎还没有结束。其实，何必这样纠纠结结，小题大作呢？鲁迅与梁实秋，自有属于他们各自的星座；对夜行者来说，我们只有承满天星斗之辉耀以照亮前途，才是本分。
《人民代表报》 1992年4月29日
子弟书《焚绵山记》
概自元以降，随着戏曲的不断发展，戏台渐成为道德教化的重要场所。一些合于道德教化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和传说，不断被文人加工、演义后搬上戏台，久演不衰。像《打金枝》《铡美案》《杨家将》等都是。我平时不大看戏，也很少听人说戏，不知道过去的戏曲人物中，有没有介子推这位著名的忠廉之士的形象。近读燕赵掌故名家张次溪先生所著《人民首都的天桥》，始知最迟在本世纪初，介子推的故事尚存于北京天桥一种叫“子弟书”的说唱艺术中。
关于介子推跟随晋公子重耳逃亡十九年，返国后不言禄、奉母归隐绵山的事，《史记·晋世家》记之较详。但对于后世流传很广的所谓晋文公举火烧山、定寒食节之类，则只字未提。后者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张次溪先生著作里收录的子弟书《焚绵山记》，说的正是传说中的这一段儿。
《焚绵山记》的说唱词共一百多行，连说带唱大概就是一袋烟的工夫。因为是说唱艺术，要吸引过往行人，所以作者很注意剪裁和渲染。如开头部分只用了八行，就把介子推保重耳逃离晋国的原因，以及归来后不愿与同僚争宠荣、奉母归隐等许多内容都概括进去了：
表一段列国纷争世，
介子推本是晋国卿。
都只为献公昏聩骊姬宠，
他才保公子重耳离国去行。
归来时渡河已有归隐志，
羞与同僚共宠荣。
因此才晋禄不言出朝去，
高堂自奉遁山中。
这里没有提逃亡途中，介子推在五鹿割股肉给重耳充饥的大功，以免与烧山后晋文公痛悔不已、缅怀介子推的功绩重复。待到晋文公得知介子推归隐后急忙带一班文武去访，情急之下烧山，以及见介子推母子的骸骨后“雄心大痛”、敕定寒食节等，则不厌其详，整整用了七十行。尤其是晋文公一班人来到绵山脚下仰颈举目时，更是浓墨重彩，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
但只见树木丛丛无有径，
但只见峰峦垒垒少人行；
但只见片片行云穿去鸟，
但只见萋萋芳草醉啼莺；
但只见流水潺潺空间落，
但只见春花淡淡半山横；
但只见古道茫茫钟隐隐，
但只见村烟霭霭雾蒙蒙。
一连串八个“但只见……”活脱脱将一座高士匿身的绵山，移到了听者和读者眼前。
天桥是一个旧式的平民文化宫。据张次溪先生统计，这里仅说唱艺术的品类就有三十八种之多。惜乎子弟书已经失传了，它到底是怎样一种表现形式，张先生没有说，我们也不好悬揣，只能通过这一篇《焚绵山记》遥想当时的情景。
《火花》 199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