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国良
自东晋草书创变之后，唐代狂草、山谷草书、明清狂草以及民国碑派草书既是当代草书珍贵的遗产，也是当代草书发展的障碍，更是当代草书创变的借鉴文本。本文通过分析历代帖系、碑系草书的发展形态，透过历史空间的梳理明确当代草书的创变空间。
自清以来，“碑”“帖”一直是书法作品风格划类的主要脉络。当然，书法风格的归类不能一概以“碑”“帖”划分，事实上，帖系书家无不同时汲取碑的营养，碑系书家无不同时受到帖的沾溉，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家各派只不过存在“碑”“帖”含量的差别。本文认为，“碑”“帖”的含量按“股份制”进行划类，碑的含量多我们划为“碑系”，帖的含量多我们划为“帖系”。另外，文中所称“草书”一般指今草，部分泛指草书，章草则特别称“章草”。
一、帖系草书的发展
草书在清中叶以前一直承续着帖系的路数，通过张旭、怀素、黄庭坚、明清诸家以及林散之的极度变法，帖系草书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就了草书史上的高峰。下文通过分析五种帖系草书的典型形式，从而得出有益于当代草书创作的启示。
（一）理性的唐代狂草
草书经东晋嬗变，到了盛唐出现了新的气象。张旭、怀素二人的狂草横空出世，一度成为风尚。二人虽然以“颠”“醉”名世，而事实上二人狂草却建立在严谨的法度之上，极具理性。
正如黄庭坚在题跋中说：“颜太师称张长史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1］《宣和书谱》也记载：“（张旭）其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2］“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张颠不颠”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张旭的颠的外形，理性的内在。
而对于怀素，历代亦有相似的评价。明代项元汴在《苦笋帖跋文》中曾云：“予仅得宋秘所藏《苦笋》一帖，其用笔婉丽，出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之外。”［3］在草书创作上“出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一方面需要深厚的功底，另一方面需要十足的理性。
二人由于对草书线条的理性把握，把草书推到了理性唯美的巅峰。也正是因为过于理性，导致了后学者越学越死，甚至在晚唐就出现了线条单薄、俗气十足的从学者，也因此引来了尖锐的批评。《宣和书谱》云：“至于字法之坏，则实由亚栖。……任其所之，略无滞留，此俗子之所深喜，而未免夫知书者之所病也。”［4］从中可以看出，旭、素草书在唐盛极一时，从者甚众，为什么罕有比肩者？从文化背景上讲，乃是因为之后失去了“尚法”环境和盛唐气象的孕育；从技法特征上讲，在于二人把理性草书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后人在同一条路上追赶，显然是没有半点超越余地的。也就是说，如果理性帖系草书不跳出旭、素的樊笼，肯定没有出路，晚唐僧人自然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步入牢笼无法自拔。而之后的黄庭坚深知其中堂奥，作出了历史性的开创。
（二）理性与性情兼容的黄庭坚草书
黄庭坚所处北宋既近于盛唐，又晚于晚唐，一方面比晚唐僧人更为清醒，另一方面北宋异于中晚唐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书法风尚，加之其本人的个性，为其草书的适度嬗变提供了条件。
刘中敏曾品题黄庭坚《争座位帖》曰：“今观山谷此帖，浩乎如行云，倏乎如流电。如惊蛇，如游龙，意态横出，不主故常，当使人心动目眩，而莫知其然也。静而察之无一画之违于理。”［5］黄庭坚草书“无一画之违于理”，充分说明了其理性的控笔状态；但又“意态横出，不主故常”，说明在理性的控制之下时有性情的流露，实际上兼容了理性和性情两大因素，是二者的有机糅合，因此成就黄庭坚草书的中性性格。
黄庭坚草书对当代草书创作的借鉴意义在于：当出现一个高峰时，我们自然在同一线路上无法超越，那么就避其锋芒，调和其对立面也就成了一条重要的渠道。当黄庭坚成功地把唐代理性狂草调和成“半成品”之后，沿着黄庭坚开辟的道路继续走向性情，明清草书的出场只待时机。
（三）性情型的明清狂草
因为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推力，狂草发展到明清，出现了新的转机。以祝允明、徐渭、傅山等为代表的狂草书家，肆意僭越法度，把旭、素留下的理性遗产和黄庭坚的兼容品格直接变成了“性情”特质，也就是说把草书从一极拉到了另一极，成就了帖系草书的狂中之狂。
“（祝允明）在书法中也以‘狂’为一种寄托逸兴、抒写自我的最佳游戏。其晚年所作的草书，是以此书艺之‘狂’去写彼生活之‘狂’，是彼生活之‘狂’反映在此书艺之‘狂’中。”［6］可以看出祝允明草书具有“狂”的“内”“外”双重性，显然比旭、素外在的“狂”更进一步，成就了祝允明草书带有失意的狂。
徐渭草书更直接体现出“性灵”，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同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性欲，是可喜也。”［7］既不“效颦”亦不“学步”，而性灵“任性”“独抒”，成就了徐渭草书带有痛楚的狂。
在祝、徐之后，因为特定的社会变迁，气质独特的傅山草书完全达到了脱俗无我的境界，“他（傅山）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8］狂草毕竟不是适用艺术，因此“狂”肯定表现人的性格，狂草的艺术性在傅山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净化，成就了傅山草书带有忧愤的狂。
当然，他们性情型狂草书风的形成与明代追求自由等哲学思潮以及社会变迁等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从技法传承上讲，旭、素实乃取法之本，黄庭坚乃过渡之梯，而他们的高明在于：既不囿于也不甘于理性的展现，既看清了旭、素草书的取法价值又跳过了旭、素草书的理性樊笼，既挣脱出了黄庭坚草书的理性束缚又发展了黄庭坚草书的性情特质。
明清狂草为当代草书创作提供了一条有意义的可资借鉴的线索：通过一极，我们可以成功地走到另一极。在这过程中，深入取法透彻分析一极，再结合时代特点与个人性情进行改造变法达到另一极。我们还应该看到，为什么明清之际狂草书家如泉涌一般？客观上乃社会文化环境和书写材料进步使然。那为什么这些狂草书家个个特立呢？那是因为理性的创作空间毕竟有限，而性情的发挥却可以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性情型草书没有止境，高峰可以林立。
（四）八大山人的“大写意”草书
在祝、徐、傅等人的创变下，性情型狂草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让人吃惊的是，稍晚的八大山人草书则一改繁琐变为简约，好像刚才汹涌澎湃的汪洋大海突然变得平静。八大山人草书彻底剥离了草书外在的线条躯壳，完全摒弃了草书的技法特征，真实地用情感进行了草书的大写意，达到了情感流露与笔画行走轨迹高度统一的完美境界，真正做到了外在的静内在的狂，这是其他形于外的草书家无法达到的境界。而这样天才型的草书家乃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特殊的心理状态所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八大山人的草书，后人唯有欣赏之缘，实无可学之份。
由绚烂走到平淡，草书完成了自己的艺术表现使命，也意味着古典帖系草书宣告结束！
帖系草书通过上述诸家的发挥，从一极成功地走到了另一极，从理性表现逐步地走到了大写意，似乎没有发展的余地了，然而林散之引画法入草书，独辟蹊径，不可谓不聪明。
（五）林散之的“画法型”草书
林散之草书在当代异军突起，主要因为其以画法入草，本文暂称之为画法型草书。林散之在草书墨法、笔法的处女地上成为了第一个开垦者，独创贡献自不用多言。“（林散之）创造性地转化为书法的墨法。而绘画的墨法效果，可通过笔笔层染来表现；书法的墨法只能通过一笔的挥运来表现。这种笔笔层染后的积墨、破墨之墨色，要在一笔的挥运之际表现出来，既是技法技巧更是创造地转化和打通。”［9］
从当今书法创作的现状来看，墨法得到了广泛运用，林散之可谓功不可没。然而“（现代书法）笔法、墨法之坏，莫坏于林散之”［10］，林散之草书可谓“迹不逮意”。［11］正因为其草书在笔法、字法上的缺陷，他并没有把画法型帖系草书推到极致，这些缺陷却给当代画法型帖系草书留下了很大的创变空间。
不仅如此，既然林散之能把画法引入帖系草书，那么，画法是否也可以引入碑系草书，这将成为当今草书创作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碑系草书的发展
碑学大兴是碑系草书成熟的先决条件，其深厚土壤是清代繁荣的朴学与变革的思潮。经过清代先人们的努力，碑系草书到民国终于完成了蜕变。理性碑系小草到于右任走向成熟，当代无法超越；理性碑系章草到王蘧常走向成熟，当代亦无法超越；性情型碑系狂草到毛泽东渐趋成熟，但未完成，当代创变空间很大。
（一）理性小草——于右任小草
碑学兴盛之后，以碑入草经过邓石如、赵之谦等人的多次试错，最终到于右任得以完成。赵朴初先生说：“（于右任）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今草、狂草各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愈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12］这一评价虽称中肯，但仅仅看到了于右任草书的外形。“随意挥洒”只不过是外在的泄露，实质上并没有越过理性的范畴，仅仅把高度的理性发挥到了熟练、从容的地步而已。正是因为于右任把草书推向标准化，也就宣告了碑系草书的理性书写到此结束，其意义正如旭、素的理性帖系草书一样，实难超越，当今从学者不可不察。
（二）理性章草——王蘧常章草
沈曾植、王世镗等人的章草实践为王蘧常章草的问世铺平了道路。“从近代书法史的角度看，王蘧常走的是一条自乾嘉‘尚碑’、‘尚气’的一路，强调的是线条的朴茂雄厚，结字的天趣横溢，章法的错落变化，是帖学系统的又一大反拨。……再看王蘧常的作品，我觉得就犯有沉重之弊。”［13］也就是说，王“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有机结合起来”，［14］并且有效地“解决了章草的碑化问题”，［15］然而却又失之“沉重”，换句话说，那就是：理性有余，性情不足。“理性有余”留给后人的难题就是：无法超越。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王蘧常，其章草是当代宝贵的取法资源。“性情不足”却留给后人新的课题：把章草推向性情或走向帖系。
（三）性情型狂草——毛泽东狂草
当于右任把理性碑系草书推向高峰后，留下的难题就是如何使碑系草书走向性情，而毛泽东以其独有的气魄在这条他人视为畏途的大路上开锣鸣鼓，踽踽独行，“引人入胜”。
毛泽东草书自解放以来遍及大江南北，可以说是普及程度最高的狂草艺术。对于他的艺术成就也因为其政治身份评价不一。“毛泽东是一位草书大家。他的书法如天马行空，挥洒自如，气魄很大，写得很有味道。”［16］事实上，毛泽东狂草受碑的影响很大，带有十足的碑味，最关键的是他走到了性情的高度，但由于其线条中帖的含量稍大，没有完全解决好草书的碑化问题，可谓性情有余碑化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