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鲁冲突
郭瑞福
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有澄清的必要。
我们从《鲁迅全集》中可以发现，在鲁迅日记中涉及狂飙社人的竟达166处之多，其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就有85处。在鲁迅杂文中提及高长虹的有十余篇，三十余处。还有在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有二十封书信提到高长虹，在鲁迅的其他书信中也有二十多件，或直接或隐晦提到高长虹，或者提到高长虹的狂飙社。足见高长虹在《鲁迅全集》中所占的分量，也显见高长虹对鲁迅生活的影响。
高长虹与鲁迅，从友善始，继而二人反目成仇。最终，双方冷静之后，又尽释前嫌，互有赞誉。
然而，建国之后，在二人地位显著悬殊的情况下，高长虹背负了一生的骂名。在特殊年代还波及亲朋，使他们深受其害。
高鲁冲突，这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大公案，如不能澄清，不仅不能还高长虹以清白，也很难很好地去理解1924年以后的鲁迅。所以说高鲁冲突，很有澄清的必要。
高鲁的相识。正是“五四”运动落潮时期。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更说得明白：“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突然，这“沙漠”，这“荒凉的古战场”出现了战士，而且是不怕死的勇者。这就是1924年11月9日，高长虹的《狂飙》周刊在北京的出现，引起鲁迅的关注。长虹在《走到出版界》中说：“狂飙周刊在北平出版了不到几期，居然在北平的文艺界取得它的地位，而最予以重视的，郁达夫之外尤其是望重一时的大小说家鲁迅。”
同样，当时长虹的思想，也极度苦闷，认为社会如“暗夜”，但他却树立了坚强的抱负，要与之“作战”。
他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的《本刊宣言》上说：“黑沉沉的暗夜……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我们并不惧却，也不躲避……”宣言最后点明所以称为“狂飙”的原因：“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高鲁二人革命思想的一致性，导致二人的必然结合。
就在这一年的12月10日，在一个大风的冬夜，高长虹与鲁迅相会了。从此高鲁二人往来频繁，关系融洽，成为忘年之交。
鲁迅发现这微弱的光之后，非常欣喜。于是他想到了要“联合”这光。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当鲁迅的“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计划之中的时候，《狂飙》周刊出到第17期停刊了。停刊的原因，高长虹说：“这时，狂飙社内部发生问题。这时，狂飙的销路逐期递降。这时，办日报的老朋友也走了，印刷方面也发生问题。终于，狂飙周刊到第十七期受了报馆的压迫便停刊了。”
也正在这时，鲁迅不失时机地，即在1925年4月11日，邀长虹协商成立莽原社事宜。二人一拍即合，双方为能有如此好的默契，均感兴奋，以致在祝酒间皆酩酊大醉。参与的人还有培良、有麟和依萍。这次五人的吃酒，标志着莽原社的成立。
事隔仅12天，4月24日，《莽原》周刊创刊。可见，高鲁二人的相识，双方的会合，是时代的必然。那种谁先找谁的议论，是远离时代的说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矛盾的产生。高长虹确实为《莽原》周刊付出了他最大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以生命赴莽原了”。
此时，他住在沙滩银闸17号一个公寓里，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呕心沥血，为莽原写散文，文风极似鲁迅的文章，以致连许广平也都把长虹的文章误以为是鲁迅的。
一次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曾提到长虹：“长虹却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有一部分和我相合……他很能做文章。”不只长虹一个人为莽原撰稿，他还要所有狂飙社人都积极撰稿，因此刊物办得非常成功，在当时是唯一最具战斗性的刊物。
高鲁二人的合作，可谓心心相印，得心应手，足见鲁迅之慧眼识人才。高长虹也愈加得到鲁迅的器重。鲁迅常将外边的稿子，让长虹过目后，征求其意见再行定夺发否。很明显狂飙社作家群成为了莽原社的主力军。随着莽原的不断扩大，安徽作家群的加入，便也带来派别的产生，造成滋生派别感情的条件。矛盾由此而生。
安徽作家有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他们是在“莽原社”成立初期加入的，他们专事翻译，翻译很受冷落，与《莽原》周刊热烈的市场需求呈鲜明对比。而鲁迅对高长虹及狂飙社作家的倚重，使安徽作家产生了一种嫉妒心理，派别感情，双方的摩擦、冲突便接踵而来。
最初的矛盾，是由嫉妒而来。
在莽原初办时，安徽作家群中，就有人在鲁迅面前攻击高长虹和他的二弟高歌。因高长虹没有生活来源，鲁迅每月给高10元、8元钱，而其他人没有。安徽作家群曾一度为此罢稿，不再来稿。为了给韦素园在《民报副刊》谋一编辑之职，鲁迅托高说情，不料却落个“好管闲事”的骂名，诸如此类的小摩擦，其原因确如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
冲突的公开化，是由退稿事件引起。
当时对于同仁的稿件，都遵守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一般不能退稿。莽原虽然已经改组，长虹也谢绝了鲁迅要他担任《莽原》半月刊的编辑，鲁迅对于狂飙社人的稿件还是照登不误。问题出在鲁迅离京南下之后，1926年8月26日，鲁迅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此时，长虹已先赴上海，李霁野也早已回安徽老家，之前鲁迅不得不将编辑一职交韦素园担任。这个职位，非同一般，它维系着“联合战线”的安危，应有驾驭两个作家群的气量、能力和声望。韦素园不具有统率人的气质，而且最主要的是心目中根本没有“联合战线”的思想意识，只考虑他们安徽作家的译作的发表，这就给以后的“莽原社”潜伏下危机。
1926年8月15日，《莽原》半月刊第15期，韦素园正式行施编辑大权。果然，韦素园上手就排挤“狂飙”作家群，立即中止了应按期给高长虹所寄《莽原》半月刊的惯例，退了“莽原社”创始人之一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和核心成员高歌的小说《剃刀》，这就开创了同仁间刊物退稿的先例，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退稿事件”。
公开信的抛出。韦素园的不公，明目张胆的挤压，引起狂飙作家群的不满，向培良便去信给在上海的高长虹诉苦。长虹见信，沉思良久，想到过去韦素园的诸多事端，现在又停了他的《莽原》期刊，他也有两篇稿子交鲁迅，很久了没有发表，认为韦素园此举是“径将《莽原》据为私有”的化公为私行为，不说青红皂白剥夺了高长虹、向培良、高歌以及“狂飙”作家群在《莽原》应享有的正当权益。
为挽救“莽原”破裂，为了“联合战线”生存和发展，为了向狂飙人有个交代，长虹感到自己都有责任站出来说话。长虹先给鲁迅去信，而鲁迅却“一声不响”。于是，长虹便在上海1926年10月17日出版的第二期《狂飙》周刊上，发表了《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对这种“偏私”行为予以谴责。同时发表了《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还是希望鲁迅说几句话，来共同挽救“莽原”这残破的局面。
然而，鲁迅的“一声不响”，拒绝对公开信的答复，就把安徽作家群与狂飙作家群的矛盾、冲突，演变成了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
长虹维持“联合战线”的希望落空。
长虹《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鲁迅给韦素园信中先是发一顿牢骚：“要鸣不平，我比长虹可鸣的要多得多；他说以生命赴《莽原》了，我也并没有从莽原延年益寿，现在之还在生存，也是自己寿命未尽之故也。”然后鲁迅对长虹采取了一声不响的态度，并且阻止和批评了韦素园向长虹写的一个陈述和认错的所谓《广告》的发表。
鲁迅在《261107，致素园》信中说：“长虹的事，我想这个广告也无聊，索性置之不理也好，不成什么问题。他的种种话，也不足与辩，《莽原》收不到，也不能算一种罪状的。”
而《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书信第604页，将“这个广告”注释为（1）广告指《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26年8月）载《狂飙社广告》，高长虹等人在《广告》中冒称与鲁迅合办《莽原》，共编《乌合丛书》，暗示读者，似乎鲁迅也参与了他们的所谓“狂飙运动”。
此注释与鲁迅所指韦素园的《广告》，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说得更清楚：“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的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想到它只是一个文人……”鲁迅这里说的“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就是指给韦素园信中的所谓意在陈述的“广告”。
长虹急盼着回信，却使他大失所望，鲁迅的“一声不响”，促使长虹认定韦素园排挤狂飙作家群鲁迅起码是知情者，甚至是直接授意者。于是痛心地在《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中说：“北京朋友来信说，未名社对于我们的质问，听说不答复了。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我们的《莽原》周刊已经死了。我们的《莽原》周刊是不曾有过这样态度！”
“我本来也知道他们未必能答复的。第一，他们找不到说话的理由。第二，诚恳地认错，他们没有这样的精神。然我是希望他们答复的，希望他们好。”这个“他们”自然是指韦素园们，但也包括了鲁迅的。长虹认为鲁迅是知情者的推断是否正确呢？我们且来看有关的一些资料。
拒任编辑。1925年11月，《莽原》周刊被《京报》砍掉，《莽原》周刊改组。鲁迅再三向长虹解释，力劝长虹担任《莽原》半月刊编辑，长虹予以谢绝。后来他解释说：“我当时畏难而退。虽经你解释，然我终于不敢担任，盖不特无以应付外界，亦无以应付自己；不特无以应付素园诸君，亦无以应付日夕过从之好友钟吾。”（按，即后来的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尚钺）而婉言谢绝，很使鲁迅失望。
其实鲁迅一眼就看穿长虹拒绝担任《莽原》半月刊编辑的理由是一种托词，他早有扩展《狂飙》的打算。
十年之后，鲁迅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提到长虹不愿接任《莽原》半月刊编辑的原因时说：“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早藏在长虹衣袋里面的，常要趁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
重振狂飙。对于《狂飙》的复刊，长虹虽然知道鲁迅并不赞成，但也未反对。他说：“1926年夏天，我从北京到上海。我的此行，他不十分赞成，但也没有反对。对于在上海出版狂飙的事，他当然应允赞助。”而实际鲁迅对长虹重振狂飙事业，是并不赞同的，希望他安心留在莽原做编辑，至于“应允赞助”之说，那也只是敷衍而已。长虹认为的“当然”只能说明他的天真。在此之后，一连串的事件，更能说明鲁迅的态度。
退稿先例。在韦素园退掉培良和高歌的稿件之前，已有压稿先例。长虹谈到自己的稿子也曾被压时说：“我在上海寄给他（鲁迅）两篇稿子，给莽原半月刊，是关于郭沫若和周作人的批评文字，好久没有发表出来，我去信问一个少年朋友，并叫他到鲁迅那里去看怎样回事，鲁迅说是，交给韦素园了。韦素园说，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那个少年朋友给我的信上很惊奇地说：为什么鲁迅也这样呢？”这就给退压狂飙作家群的稿子开了先例。韦素园自然心领神会，也正合其意，长虹的稿子尚可不发，何况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