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宜
任何人类活动总是历史地、阶段性地演进的，因而人们也每每阶段性地对历史进行着反观与研究。对于新时期文学，其实在其十年、二十年时都曾形成研究热，但“三十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是一个历史长段的界标与表征，它更具有沉淀性，也更可能使人们在一个相对澄静的心态下来思考判断。而问题是，怎么来考量和判断呢？笔者注意到，在近来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中包括之前的一些研究，由于对“文学思潮”这一概念缺乏学理上清晰的把握，不同的学者所指、所谈及其判断、认识多有歧义，这里想首先稍加辨析，再来对新时期三十年文学思潮提出自己的观照与判断。
文学思潮似乎是一个很清楚、大家用起来很方便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很复杂、用得混乱的一个概念。譬如对新时期的文学思潮，就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命名和说法，有的把整个新时期文学称作现实主义主潮，有的则整个称作启蒙主义主潮，有的又把上世纪80年代文学看作人性化思潮、把90年代文学看作世俗化思潮，还有的干脆把新时期凡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现象——譬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花环文学”、“大墙文学”、“朦胧诗”、“先锋派”、“新写实”、“新都市”、“新状态”、“美女写作”、“80后青春写作”等等都称之为“文学思潮”。那么，上述判断是否都准确、都成立，差异之下又当以何者为上呢？我以为，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注意文学思潮与文学思想、创作方法、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的区别，明了“文学思潮”特殊的本质规定性。就像英国19世纪著名科学家赫胥黎与著名文学家阿诺德的一场辩论，赫胥黎认为阿诺德所说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文学，阿诺德则强调自己所说的“文化”是涵盖了自然科学的，所以阿最后在《批评随笔》中感慨地说：“这足以说明想要共同讨论问题的人们多么需要对于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的含义有一个一致的理解……”［1］在文学思潮的问题上显然也首先需要明确术语特殊的内涵所指。
对于文学思潮的内涵所指，严格说来这样三个要义是不可缺一的，即“文学”创作本身之征象，文之“思”的学说理论，“潮”之态势的性质。任何只从某个方面局部特征上言说文学思潮的话语，都可能落入简单偏颇的判断。比如上面所提到的几种观点和判断，就有可商榷的地方：有的是侧重从创作方法文学类型的角度来看的，囿于一种逻辑抽象的“文学”创作类型论；有的主要就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了一种思想潮流，将着眼点偏向了“思想”的主张倾向；还有的是着重从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来看的，［2］以至变为了一种社会学、思想史研究。而无论过于泛化的还是过于狭窄化的理解，结果都影响到对文学思潮的准确定位。就像陈剑辉在《文艺思潮：关于概念和范围的界说》一文中所批评的“要是说：‘反思文学’等文学现象都是文艺思潮，那么人们可以照此类推，把解放初期的‘土改文学’、‘抗美援朝文学’、‘三反五反文学’、1958年的‘大跃进文学’……统统称为文艺思潮，因为它们同样体现了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具有鲜明的倾向性。”［3］这一批评无疑道出了文学思潮理解上的混乱和荒谬。很显然，假若如此，就难以切合此一概念所指对象本质和合理地判断新时期三十年文学思潮。应该说，在“文学思潮”的把握上，美国学者韦勒克的观点切中肯綮：文学思潮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也即一个“时期”、“被文学规范系统控制的一段时间”，我们应该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种‘包含某种规则的观念’一套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4］可见，文学思潮属于一个大的历史范畴，并且有自身特殊的本质规定性。具体说，一定时期文学思潮系统的构成，或者说能够称之为文学思潮的，离不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一定哲学思想和美学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观、审美观价值规范系统，而且它不只是部分作家的创作现象或者某种文学思想观念的宣张，而是表现为大量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包括创作和理论）所共同实践着的文学纲领、价值规范，具有超越一般文学影响的遍及和渗透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力量潮势。
下面，就从历史范畴与逻辑类型学的统观角度来探讨一下对新时期三十年文学思潮的认识。
近三十年文学的总轨迹无疑是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转向审美化、人性情感化的文学，但对于按新时期与后新时期两个阶段划分文学思潮的概括笔者却稍存异议，因为作为宏观着眼和大段“史”的分期虽不无道理，但就文学思潮的具体更迭却忽略了整个80年代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间的大不同，因为许多人照此思路就将人性人道主义思潮视为80年代的主潮而遮蔽了随后而起的更大一股审美现代性思潮，而二者的思想主题、审美指向是并不一样的，所以，从文学思潮本身的更迭而论，三十年中应该说历经了三次主潮更迭，这就是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之初的文学人性化人道主义思潮、从80年代初中期到80年代末期的审美化现代主义思潮、从90年代以来至今的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思潮，当然这种主潮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其中哪一种的完全消失，只是不再占据历史的主导，或退居边缘，或交互渗透，主潮多元并存，共同构筑起了这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
1.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开端和崛起是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之初的文学人性化人道主义思潮肇始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思与觉醒阶段。此时的主要向度，在于反思“文革”前十七年尤其“文革”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吞噬、文学对人和人性的漠视，意识到对人的尊重和生存关怀的文学本义。从刘心武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到卢新华的《伤痕》、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等一大批作品，文学重新回到了“五四”时提出的“人的文学”的轨道上，开始了它关怀人生、观照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的精神之旅。如受文化专制主义教育毒害把小说《牛虻》中的爱情插图当成洪水猛兽的谢惠敏，在阴谋政治蒙蔽下与母亲决裂最终明白真相懊悔莫及的女知青王晓华，梦想有自己“三间屋”却一辈子未能如愿的李顺大，这些形象的写照和关爱的呼唤，都显示了那个时期的文学主流。而与此同时，整个文学界在拨乱反正、批判所谓的“黑八论”基础上展开了广泛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重新肯定并极大地弘扬了人性、人道主义文学导向，从而使文学摆脱了之前为极“左”政治所奴役的政治斗争工具的命运，承当起抚慰伤痕、反思历史、推动现实改革等新启蒙的历史使命。
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潮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艺术上还没有多少新质，基本上是在传统现实主义的范式下真实地摹写生活和反映生活，是传统人道主义立场上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对接，像上述提到的作品，仍是传统的白描手法、平实的人物形象、语言技巧没什么变化，但无疑它的意义是巨大的。如果说之前的文学由于受制于极“左”政治、阴谋政治的裹挟，其审美性与主体性近乎荡然无存，完全被异化为了纯粹的“政治行为”，而在新时期伊始出现的这股人性、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却是人们对“极左”思潮的肆虐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进行的一次价值重建，也意味着在人文主义精神上与“五四”时期的对接，使文学彻底摆脱了误区重新获得了新生。若从创作和理论的特点上看，如果说新时期之前政治化文学的特点，在题材上是对历史、现实生活的宏大叙事，在主题上一般表现民族、阶级、路线斗争，讴歌革命英雄和集体主义等重大政治主题，充当着政治工具的作用，那么，本时期的文学则重新回到了对人生、人的命运的平民叙事，回到了人的生存和幸福主题的诉求上，充当着人生启蒙的美育作用。像《乡场上》、《大墙下的红玉兰》、《徐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当时轰动的作品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