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柯云路和他的妻子罗雪珂以合作署名的方式，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同样大多是从政治的观察角度出发去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其主人公不外是那些自觉意识到自己要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领导人物。在这些政治小说中，中篇小说《耿耿难眠》应该算是柯云路在《新星》之前写得最有深度和特色的作品了。
《耿耿难眠》中描写的曙光厂厂长董乃鑫，是个“敢”字当头的权谋家。他擅长笼络人心、培植亲信，拉拢各种上层关系建立自己的势力，成了上下有“根基”的实权派。他精心经营的关系网甚至攀结到省、市一些领导机关。小说的主人公杨林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到该厂任党委书记的任命。这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深谙中国政治的复杂性，知道如果“光凭愿望就想铲除时弊”，那是“太幼稚了”；仅靠蛮干硬来的所谓“铁腕”作风，“铁腕弄不好要成为豆腐腕”，自己也会“卷铺盖”走人的。杨林对付董乃鑫关系网的方法不再像《三千万》中的丁猛那样怒形于色、鲁莽从事，而是像他的对手一样不动声色、面带微笑地利用组织的力量，耐心“沉稳地推动着全厂的气氛、潮流、舆论、人心这个巨大的方阵，一点点地向正确的轨道转弯和移动”，等待条件成熟，再各个击破，使董乃鑫的关系网瓦解。在柯云路笔下，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被首先表现为一种正视复杂现实的深谋远虑，这是不多见的。
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反映生活过分囿于政治视角，主要围绕时弊及其铲除，而正面人物又多半是作家政治观念、理想信念或领导战略方案的衍化物，缺乏人的魅力，使柯云路的这些小说大多直奔主题，内容显得过于单薄。
然而柯云路恰好属于那种不拿出自己中意的作品就绝不罢休的人。1982年到1983年，正是农村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年头。农村经济改革带来的剧烈变化吸引了敏感的柯云路的注意。在那段时间里，柯云路有意识地去了解社会的各种动态。他居住的榆次绵纶厂宿舍，位于城乡交界处，围墙东面就是农田。柯云路常常到田间散步，和干活的农民交谈，这使他对农村变化着的现状有一种切近而鲜活的感受。柯云路还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大量的新信息。另外，四年的农村插队经历，对柯云路将要进行的写作，也是一种间接的生活积累。
柯云路于1983年开始构思他近距离反映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由城镇到农村、由县委到基层社队的改革图景的长篇小说《新星》，这部四十三万字的作品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脱稿，并发表于《当代》（增刊）1984年第3期。
在这部气势恢弘的长篇小说中，柯云路试图通过一个凝缩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矛盾的县来描绘处于改革大变动中的1982年，描绘这个时代中各种活生生的人物、活生生的矛盾和冲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各个阶层的各种人物性格的心路历程，凝聚着柯云路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面貌的认识。
《新星》的故事是以古陵县为舞台，围绕小说主人公李向南的改革行动为主情节线而展开的。新任的年轻县委书记李向南，一到古陵就以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解决了一些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并和党内的不正之风、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展开了不留情面的斗争。他以全然不同于官场习气的坦率、敢于负责、讲求效率和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逐步赢得了民心和一些干部的支持，初步打开了局面。李向南的这一系列行动，在死水一潭的古陵县引起了震动，因而遭到县长顾荣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怀恨和顽强抵抗。在坚决支持顾荣的地委书记郑达理的干预下，任县委书记仅一个多月的李向南终于面临被调离古陵的可能。柯云路主要通过改革引起的政治格局、权力关系的变动，来反映改革潮流对历史积习和传统观念的冲击，揭示了改革的势在必行和面临的重重阻力，并预示出改革的光明前景。
如果单从《新星》的写作模式上看，柯云路似乎并未为改革文学提供更新的观察角度。改革的题材仍然局限于描写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在泾渭分明的道德的善恶领域内，围绕着权力的移易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较量。而且，对正面人物的塑造也不尽如人意。柯云路对李向南及其代表着的“一尘不染”的理想主义追求倾全力予以肯定的结果，在李向南身上产生的是一种戏剧效果：执拗地要扮演好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悲剧主角的清醒强烈的剧场意识，使李向南的重要行动无不流露出一种自觉“天降大任于斯人”、大丈夫在“替天行道”的自我悲歌式的表现欲。当柯云路借李向南之口大谈政治独一无二的伟大和崇高时，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又使他不能不触及到李向南这个理想人物有时也会对自己施行的某些小小的权术手段表现出清醒的孤芳自赏的一面。这是具有反讽意味的。但毕竟和柯云路以前小说中较浮面的描写不同，《新星》的令人刮目之处首先是塑造出一些有较强立体感和富有性格深度的人物形象。这就是顾荣、潘苟世、高良杰一类县级和农村基层的官僚与庸吏。这些反面角色，要比正面角色如李向南等人，给读者留下更为鲜明生动的印象。其次，小说在情节的起伏发展、场面气氛的渲染调度和人物之间的紧张冲突方面具备的艺术张力，也充分显示了柯云路驾驭大题材、大场面的能力。根据《新星》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时在全国引起轰动。但评论界对这部小说褒贬不一，颇有争议。1986年，《新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长篇小说奖。
《新星》之后，柯云路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小说借一个对系统工程颇有造诣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系统分析，无情地揭示了以市委书记栗植藤为核心的汾城市政治权力机构已蜕变为完全不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的绊脚石，展示了科学求实精神和陈旧的政治权力机构之间无法调和的激烈冲突。在栗植藤这样善于“调整他在内部各种矛盾冲突中的平衡点位置，以巩固其地位在重心的稳定”的官僚人物身上，读者仍然可以辨认出顾荣的影子。
1984年和1985年，正是全国文坛开始重视和探讨文学自身功用及其表现力的时期，而作为一个作家，柯云路仍充满激情地关注着政治领域的变动，这就使他显得格外引人注意。正如柯云路笔下那位系统工程学家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不触及政治是很难改革社会的。”这是柯云路的一贯看法，事实上他也希望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对这一变革进程起到某种独特的影响。但是政治改革是彻底改革体制使之适应现代化管理的要求，还是意味着要再次发挥具有超人天赋和强硬性格力量的个人领导的问题上，柯云路似乎对后者那种能扭转乾坤的威慑力和神话般的魅力倾注了更多的赞赏和玩味之情。
发表在《黄河》1985年第1期上的《孤岛》是柯云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柯云路的创作道路上，这是一部预示了某种转折即将出现的作品，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问世不仅仅反映了柯云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新尝试，而且反映了他在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孤岛》写得枯涩费解，引不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与《新星》的大受欢迎形成强烈的反差。柯云路自己却认为，这是他在艺术追求上超过了《新星》的一部作品。对此，人们尽可以持怀疑的态度，但《孤岛》确实不仅在创作方法上，而且在文学观念上都表现出与柯云路以往的作品迥然不同的性质。
《孤岛》是一部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哲理小说。为了表现对人类命运的某种哲学思索，柯云路把他的故事特意安排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环境里，以便展开对人类历史和人性本身的探讨。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当巨大的灾难降临之时，一个英雄如何挺身而出，引导人们经历了同生死、共患难的考验，终于安全脱险的传奇。其实不然。英雄传奇不过是它的表层结构，对人类历史的某种规律性的现象进行象征性的模拟才是它真正的寓意所在。《孤岛》的故事并非是李向南式寓言的简单翻版，而是柯云路对他一向醉心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叙述方式的一次令人惊讶的解构和颠覆。在这部小说中，柯云路认真而痛苦地探讨了人类追求自身完美的能力的极限度，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理：人要彻底超越狭隘的自我在原则上是不可企及的境界，只能作为人生的最高道德价值高悬于人生的彼岸；我们只有借助于不幸的灾难条件才能有限地接近于它的实现。人必然永远向往着神似的完美，但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神，这就是人的宿命。柯云路通过《孤岛》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历史和人性的悲剧认识，使他能够真正开始实践他在一篇“创作谈”中所提出的艺术追求：不仅要坚持对自己憎恨的人物展开批判的锋芒，“而且对自己钟爱的人物——包括英雄的主人公——都要展开批判的锋芒”。当然，这种批判仅仅意味着“不忘记揭示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历史局限性，不忘记揭示他们复杂性格的各个侧面，包括那些有缺陷的、不足的，甚至丑的侧面”。自我怀疑的成分头一次具有哲学深度地体现在柯云路笔下的文学主角身上，因而使《孤岛》的调子较作家以前的一切作品的调子都显得出人意料的柔和。这是柯云路文学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预示了他以后的文学创作要经历某种重大的调整。
柯云路在创作上的勤奋和多产是令人惊讶的，以至于文学观念上产生的这种重要变化给他的创作带来的重大调整很快就被读者看到了。《新星》之后，在完成了《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孤岛》等中长篇小说后，柯云路又接着发表了《夜与昼》和《衰与荣》两部内容上彼此关联的长篇小说。
这是两部场面纷繁、人物众多的作品。曾在《新星》中叱咤风云的李向南又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了，但他已从《新星》中压倒一切的位置上降格为繁杂而喧闹的京都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年轻人。为此，一些对《新星》留有印象的读者不免有些失望。而柯云路则解释说，他的新作是独立的，并非是《新星》的续篇，与《新星》的联系也仅仅是时间背景的贴近及几个主要人物的贯穿而已。在这两部作品中，柯云路也不再采用《新星》中的那种“焦点透视”的叙事方式——集中的、贯穿全篇的主要情节框架消失了，而是代之以“全景俯瞰”的“散点透视”的叙事方式，试图通过平面铺开的大画面来展示比《新星》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面、更加复杂的人性和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来反映改革时代在城市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身上所引起的生活观念、人生价值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种种剧烈的心理波动和变化，全方位地揭示处于城市经济改革前夕时京都的社会心理风貌。这种“全方位”的空间罗列意图，使作品的内容有如杂货铺中的陈列，显得庞杂和松散。由于笔力分散，叙述和描写也因此带有了场面记录式的粗糙感。
如果将柯云路的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那么可以说，以《孤岛》为中介，柯云路的创作明显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化阶段向非理想化阶段转变的过程。在理想化阶段，柯云路的小说洋溢着一种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政治热情和高度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他擅长对生活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态度，并从政治的角度切入生活，注重表现具有优良政治品质的理想领导干部的领导行为，特别是注重表现那些在才华和能力上都显得魄力非凡、出类拔萃的政治家扭转乾坤的政治实践行为，并以此来展开他对社会矛盾、社会结构的政治分析和艺术描绘，具有犀利的论战风格和哲理思辨色彩。《新星》之后，他的创作路子有所改变。那种出于对未来的确信而生发的改造社会人生的理想主义政治激情开始沉淀下来，转而为一种怀疑甚至放弃的情绪所笼罩。
在《夜与昼》和《衰与荣》里，柯云路文学观念上的变化所导致的重大调整，首先表现在他的理想主义创作激情开始让位于对现实社会的世态人心的批判性的整体揭示。概括地说，在这两部作品中，柯云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既有的价值观在解体、一切都在开始发生变化、充满了躁动的情欲的世界，一个理想和理想主义者再也无法置足与容身的世界。在这样一幅描绘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关系的世相图中，人人都是演员，都在作假，佩戴着双重乃至多重的人格面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充满邪恶和阴险可怕的。人与人之间这种被程式化和脸谱化的心理较量，使这两部作品更接近于一幅社会心态的夸张变形的讽刺画。贯穿在两部作品中的这种显露的社会批判意识，与其说是一种冷峻，不如说更接近于冷酷。我们从小说对人灵魂的这种大量的无情揭露中，从那些津津有味的挖苦、嘲弄和把玩中感到一种难以弥补的缺憾：那就是作家对人生疾苦和不幸的体察和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