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荒山之恋》中的社会联系显然要比《小城之恋》中隐曲和复杂得多，这是王安忆在人的精神领域晦暗不明的纵深层的又一次探险。通过对人的精神心理的深入分析和探索以及她对无意识活动的细致入微的观察，王安忆给我们描绘出了人的精神世界更其鲜为人知的一面。在这个婚外恋故事中的一对幽男怨女身上，忽隐忽现着的是种种云山雾障、神秘莫测的精神之谜。一个懦弱的有妇之夫，一个风骚招人的少妇，恰巧调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他们通过一种很偶然的机缘相识之后，在周围一种微妙气氛的推动下，彼此间竟在下意识中产生了暧昧的感情。在社会和各自家庭的压力下（在后者是缺少爱与关怀），俩人终于像失去理智的人一样，任由感情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结果双双服毒殉情。
我们从这个明显带有感伤色彩的悲剧中，除了能看到性爱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可名状的冲动性和直觉性等非理性特点之外，也能看到社会文化氛围作为外部环境压力在相爱男女之间激起的那种“逆反心理”反应。比如，当小说中的“他”和“她”之间还未越轨，只是在为彼此间的相互吸引而苦恼不安时，单位里散布的流言就开始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在闲散而无所事事的工作单位里，正是这企图离间他们的舆论，实际上却撮合了他们。因为在众人有意疏离的不自然的缄默中，“那事情越来越像真的一样，横在他们之间，叫他们无法回过头去”，而这神秘的氛围于男女之间情感的成长原本是极为有利的。联系小说的社会背景来看，社会舆论对男女之间往来的这种隐含猥亵意味的兴趣仍然带有刚刚结束的“文革”时代的痕迹。作为一种文化环境的力量，可以说是它间接地促成了这幕人生的悲剧。
但是，社会环境和各自家庭的压力并不足以说明《荒山之恋》里这对男女的独特性格。记得某一位名人曾经说过：“性格就是命运。”而就一般情况而言，人物的性格，在决定他们自身命运方面的确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推论。倘若我们不承认性格是与生俱来之物，就应该在作品中去探寻性格后天形成的原因。如果这种想法不错的话，我相信我们已经从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有关男女主人公童年时代家庭背景方面的一些信息。
作为一个患有神经症却感觉细腻、具有音乐天赋的人来说，小说中的“他”是一个最令人费解又令人同情的充满内心矛盾的人物。他从小生就了一副过分内向和敏感的性格，既缺乏自信心又无行动的决断力。在和他人相处的场合，常会没来由的精神紧张，为莫名的懦弱、羞怯和窘迫不安所折磨，宁愿以消极的逃避态度来寻求解脱。他的意志甚至薄弱到无法控制自己的地步，竟会一边为深深的负罪感而痛苦不堪、一边却仍然作出连自己都无法理解和难以原谅的行为来。只是经过下乡劳动锻炼、特别是幸福的一段婚后生活，他才于这种种病态之中有所摆脱，直到命运再一次使他无法把握自己为止。这是一种最为令人困惑和迷惘的精神心理现象，它的非理性的表现看起来似乎与社会因素了无干系，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发展心理学认为：“人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有机体，这是不辩自明的；从他的出生起——这本身通常就是一个社会的事件——他就不断地被周围的人们所塑造。”这种塑造的重要一环首先就来自于家庭环境。弗洛伊德派心理分析法也强调指出过儿童时代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关键性影响。无论我们对这种理论可能持何种挑剔的态度，《荒山之恋》中的“他”的奇特的行为模式显然应该追溯到他童年的那段家庭生活。这些早期的情绪体验给这个可怜人留下的是怎样的印象啊！“老家那所森严的宅子，堂屋正中永远端坐着的祖父，眼睛在鹰钩鼻子的两侧射出犀利的光芒；高墙深深围起的天井里，父亲像风一样没有声息地飘过；母亲被辛劳压弯的身影，活动在每一个最阴暗的角落；一群或是缄默或是嘈杂的弟妹，全有着猫一样夜里明亮、日里黯淡的眼睛……”祖父那根从不离手的龙头拐杖常常要落到善良软弱的母亲身上。孩子们为了避免动辄得咎，言行更得格外小心。那个原是木材行老板的祖父，一个旧式封建家族的专制家长，用他威慑人心的淫威，使一家人都像奴隶一样陷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精神状态之中：“每早每晚，他必吩咐儿媳召集来子子孙孙，聚拢在脚下，检阅似的看过一遍。什么也不说，也不让说什么。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才动一动发亮的眼珠，儿媳朝孩子们一挥手，一眨眼工夫，便无声无息，魂似的退尽了。”当时大哥早已外出工作，弟妹还小，颀长纤弱的“他”在这种令人神经过敏和极度不安的气氛中便首当其冲，倍觉不堪消受。他的自信心就这样为祖父的威严所粉碎，由此而生的挫折感是再也无法驱除了。每当后来一想起那栋高大阴森的宅子，他便会不寒而栗：“眼前便被黑暗遮满了。黑暗深处，慢慢浮起一双鹰隼般犀利的眼睛，穿破了黑暗直朝他逼来”。直到“文革”中，那宅子被老太爷焚毁，熊熊火光中倒塌的灰烬仍然把这梦魇一般沉重的印象压在他的心头。在日后走向生活时，他这种扭曲了的怯懦自卑的被动性格还会遇事不由自主地惧怕作出决断和承担风险，甚至在无意识中听凭命运的摆布。这种性格表现，正属于心理学所划分的挫折行为类型中的倒退型。以后的事实也表明，那座阴森的宅子的氛围和所施行的教育从未真正从他的生活里隐退，其影响将伴随他走完自己羸弱无用的一生。直到他跟着那憨包式的少妇，“像一棵没根的枯草，自己已没了意志，随风而去”。临死前，眼前迷迷茫茫又似“出现了祖父那鹰隼一般的鼻子，雪亮的眼睛，那眼睛很得意地闪着，忽又温和起来，好像在叫他去，他便去了……”这种命运之于他，似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必然性，但绝非全无头绪可寻。因为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从孩提时代起就总是惊惧不安地瑟缩在专制暴君式的专横所投下的浓荫之中的人，怎么可能不染上许多无能力适应社会的心理病理行为呢？！我于是想起了卡夫卡的长信《致父亲》。在这封信里，卡夫卡曾淋漓尽致地控诉了封建专制式的家长制教育对子女身心健康构成的致命威胁和摧残。卡夫卡父亲“专制暴君式的专横”，使这位作家终生都不能摆脱这个暴君“最深沉、最严酷、令人窒息的影响的羁绊”。卡夫卡对他的父亲抱怨说：由于“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心”，“对什么都没有把握”，“我动摇不定，优柔寡断”，“换来的则是一种无限的内疚”和“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由于摆脱不了负罪感，他成了一个极易灰心丧气、又“不爱交际、生性胆怯的人”，遇事总是很快败下阵去，剩下便只有逃避、愤懑和内心冲突的份儿，甚至干脆“怀着平静而又胆怯的心情让自己随波逐流”。卡夫卡这些沉痛的告白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看得清楚些了。《荒山之恋》中的“他”，是一个理性自信心和自我控制力都被旧式封建家长制教育所摧毁的形象。他之所以是那样的自怯和缺乏勇气，精神脆弱到害怕变化、害怕挫折，与其通过行动的抉择来改变环境对自己造成的压力，宁愿逃避到内心去自寻苦恼，并注定无法摆脱种种难言究竟的非理性情绪心理因素的神秘影响。追溯起来，无不与他那黯淡阴郁的童年有关。
与此相比，小说中的“她”的家庭背景则完全不同。她没有父亲，只有一个招蜂惹蝶的风流母亲。耳濡目染，她从小也十分爱俏，小小年龄还不懂爱情，就先学会了不少女人迷惑男人的手段和聪明，在和男孩子玩的感情游戏中就早熟地体验了过多的浪漫和过多的骚情，到终了自己反倒糊涂起来，不知什么是真正的感情了。她那似乎出自天然的放荡意向由于受了命运中的神秘力量和一时的自我感觉冲动的摆布而不可预测，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她那位不称职的母亲的形象教育所熏染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忆把她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暧昧关系的最终结局安排在“那座名为花果山，实却无花也无果的荒山”里，是深有寓意的。但是这里显然没有任何道学先生的责难之意，而是处处流露着女作家对这对受到感情迷乱而毁灭了自己的过于敏感脆弱的男女表示的温情的体谅和怜惜，表达出她对人生的一种宽厚善意的理解和对人的命运的深切眷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就曾说过：“我们既然是人，对人的不幸就不应该嘲笑而应该悲叹。”何况在《荒山之恋》中这种不幸还是由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诸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更何况文学在本质上还是一种人学呢！
通过上述分析和描述，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语：
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都描写了人的情欲和性心理。但在她笔下，性的问题仍然曲折地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问题，与一定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内容发生着复杂的联系。王安忆把人的情欲、性心理及其他隐伏的精神现象置于某种社会或家庭的人生背景下考察，探索受到不同文化氛围影响和制约的人的深层心理，为新时期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表现领域。而情欲和性心理的描写，在这两部作品里既是为表现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被社会所遗弃者和被家庭社会的文化氛围所断送者的精神心理状态服务的，又具有独立的表现价值——它们是作为一种至今我们仍所知甚少的生命本体的精神心理现象（不是作为动物生理现象）由作家的艺术直觉传达出来的，使我们有幸得到了某种关于内心生活的启示。对人在两性关系上的脆弱和对在两性关系上不幸误入迷津的脆弱的人充满了人性的理解、同情乃至迷惘，是这两部小说共同的感情倾向。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想特别申明的是，我之所以着重分析、描述了王安忆两篇小说中的人物的精神心理谜一样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因素的种种间接的联系，主要是想说明，小说表现的和“性”相关的那些精神心理现象在小说中完全是有条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并非想不自量力地阐明其过程的奥秘本身。因为我们最多可以肯定某些外在因素显然对人作为生命现象的无意识活动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影响（正如笔者作出的上述努力那样），却无法对这种心理活动内在的、真正本质的联系作出更为科学的清晰的解释。我敢说，尽管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误解，《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为新时期文学所作出的特殊的贡献，迟早将得到公允的评价。
1987年
超越羞耻心文化
——谈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