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劳动创造了人”，但是异化劳动却只能导致人的异化，“创造”非人。这一点，在《绿化树》中，章永璘已经实际领教过，但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而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他对此尽管有所感受但仍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前文已经说过，极“左”路线强迫实行的劳动改造，是建立在剥夺人的本质特征基础上的异化劳动。这种“改造”的后果，就是使被改造者在“扼杀个性的一般性中”只保留着旺盛的食欲和性别的特征。一旦不受饥饿的折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就必然要面临“动物的生理性要求”的折磨。劳改“农场所有的房间都有着畜笼式的同一性”，竟成为人和动物的特征具有同一性的悲惨的外部象征。
同处于使人丧失自身的环境，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囚犯是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这种动物化的改造的。而章永璘则不同，他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即使在内心的极度矛盾中，还能敏感地意识到人的尊严所蒙受的耻辱。这就决定了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他那不甘沉沦的精神仍在极力克制着要把他整个毁掉的本能冲动。在知识分子意识的支配下，章永璘虽然在总体上不免是消极地、却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抵御着使他不齿于人类的“改造”了。
“魔鬼的磨盘转动很慢，但是却磨得很细。”用这句话来比喻非人改造给章永璘带来的巨大痛苦，是再合适不过了。要认识章永璘对非人改造的抵御在特定环境中的全部悲剧性，就不能回避小说中有关章永璘和黄香久某些性生活方面的描写（尽管在整篇小说中比重并不多，且用了曲笔和隐笔）。我以为，我们的理解力不能直观地困囿于一般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范围，而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的表层去感悟它所反映的滞重的历史内容。在我看来，作品中这些极为特殊的艺术画面蕴涵着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在对象上认识到自己的，“对象是人的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像在劳改女队的囚犯不知羞耻的脸上能看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而感到恶心一样，章永璘在芦苇丛中不意撞见了洗浴的黄香久后，透过她的肉体饥渴，会蓦地看到了笼罩在他们头上共同的凄惨命运，都只能是他自身文化积淀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人的精神约束，给章永璘带来了双倍于其他囚犯的痛苦。他苦涩地感触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没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坚强，思考却使人软弱。”岂止是使人软弱而已！在极“左”路线强加于章永璘、并使他不得不置身于其中的环境里，他发现自己面前耸立着一个无法跨越的“魔障”：唯一能帮助他免于与兽为伍的精神追求恰恰又使他陷于更大的痛苦和折磨之中！因为他在精神上对非人化的不断抵御，反倒加深了他自身原有的分裂和异化。这种分裂和异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肉体对精神的叛逆和吞噬，而且表现为精神在力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努力过程中，竟无意间、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肉体机能的完整。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也就是说，在正常生活环境中人的精神追求和自然需要，本该是既相互矛盾、冲突，又不断地在新的组合中获得统一的关系；而在那种非人环境中，具体到章永璘的身上，精神追求和非常态下的“自然需要”（人性的异化）的矛盾冲突却表现为精神和肉体非此即彼的不可调和性，其结果是使他变成了“半个人”——一个双重含义上的“废人”！作家以非凡的胆魄和才气，描写了主人公为保持人的尊严，与非人环境中被不正常地刺激起来的非理性本能所进行的一场痛苦的斗争，从而抒写出一个知识分子在非人环境安排的非人命运面前精神、人格上的巨大抗争力量以及这种抗争本身所陷于的绝境。章永璘不甘沦为牲畜而展开的一场痛苦持久的灵肉冲突，竟以他落到连牲畜也不及的尴尬境地为代价而悲惨地告终！这种灵肉冲突在特定环境中必有的绝望性质被作家表现得如此痛切沉重，是令人震惊的！正是在这绝望中，章永璘才痛感到自己的生命的无价值：“我的生命也浪费了我自己，浪费了我自己的一切努力……”这种灵肉冲突的结果如果也算灵对肉的一种所谓“超越”，那么这种“超越”只不过是一出沉痛的悲剧罢了。看得很清楚：把章永璘逼到这一步的“魔障”，既不能归咎于人的情欲——无论是蜕化为最原始的本能，还是发展为一种文化上的要求；也不能归咎于人有信仰、理想和雄心，而只能归咎于极“左”路线的法西斯专政对人的奴役！物极必反。当章永璘终于认识到，只要这种野蛮专政还存在一天，他那屈辱而痛苦的生存状况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彻底的改变，他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和尊严就仍然面临着粗暴践踏和无情嘲弄的威胁，他那不满足于一般生物生活局限的人生理想就永远是一个泡影时（这一切都不是必然造成自我折磨和自我消耗的灵肉冲突所能解决的），章永璘便终于被迫地、然而却又是自觉地开始了他对非人化改造的反抗。
三
章永璘和黄香久的相识、结合与离异，构成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要情节。而时下的评论，对章永璘的最后出走，又基本持批评的态度。因为在“灵肉说”看来，章永璘的出走或是某种企图“超越肉体和情欲的束缚”、为完善自我人格理想的“偏颇”之举，或是导因于黄香久“在婚后对他不贞”的阴暗心理，均未逾出“灵肉说”的范围；因此或产生“‘唯物论者’和力图成就一种人格理想的人似乎没有必要非得粉碎这个家庭不可”的疑问，或产生“章永璘对‘女人造就的家庭生活’的‘超越’，尽管以阴影的压迫为理由，也总让人觉得不近人情”的感觉，使章永璘不能不被置于道德法庭的被告席上。且不说“灵肉说”在章永璘已经尝够了灵肉冲突之苦后，把他的出走再次理解为灵肉不能两全的所谓精神“超越”本身很难令人信服；就从这种理解的内容来看，章永璘简直被描绘成一个寡廉鲜耻的伪君子了：他那不惜盗用辩证唯物论从物质满足过渡到精神追求的旗号，把黄香久先作为肉欲的消费对象而后为寄居于满足后的肉体中的精神“发展”所抛弃的行为，无疑是一个卑劣的小人所为。于是章永璘竟被曲解为一个总体上具有消极意义的形象了。章永璘“亏了心了”，不光是黄香久从她的角度对这件事得出的必然看法，也在“灵肉说”的理解中找到了知音。
然而在我看来，章永璘和黄香久的离异并不是“灵肉说”和亏心不亏心这种简单的道德判断所能把握得了的。
我以为，章永璘和黄香久的离异，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是人与特定环境之间一种特殊关系的反映。因此，要理解造成章永璘与黄香久最终分手的内在必然性，首先应该回溯一下在那种非人改造的环境中他们二人借以区别的某些重要特征。
自有了人类社会以来，痛苦，就是现实人生中难以避免的一项内容。人世间的痛苦不外分为两种：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中，并不是人人的痛苦程度都大致相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性质相同的痛苦。在我看来，同是非人改造的受害者，章永璘和黄香久的痛苦的基本类别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非人生活的痛苦之于章永璘，莫过于被彻底剥夺了从事“创造性的劳动”的权利；而能否从事这种劳动，又是他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重要的社会标准。尽管一再遭到非人现实的否定，活着，就应该“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的人生责任感和使命感总在折磨着章永璘，使他不甘于被环境同化，鞭策着他的人生理想始终在非人的现实之上高扬。但是，以他当时的身份，岁月和智力却似乎注定只能“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像大青马一样“终生无所作为，终生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任人骑坐”，最终“变成一个无用的人”。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使章永璘在漫长的“改造”生涯中的精神痛苦从未平复，并且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痛苦的来源（当然，在那种环境中，他也有肉体痛苦，但他之所以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也完全是在这种精神痛苦的催化下得到了放大和强化的缘故）。无论周围的现实是多么令人绝望，人生在世，不仅要像生物那样活着，还要争取过无愧于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有价值的生活。章永璘的这种对人生意义的基本理解从未被磨灭，它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左右他对两性关系的态度。章永璘和黄香久的结合从不无希望到终于失望，归根结底是他和改造他的环境根本无法妥协的表现。
和章永璘截然相反，黄香久是一个和环境相处得十分妥帖的人物形象。在长年的劳改中，她已经成功地被改造成一个主动适应环境的“非常现实”的人。这固然是因为非人的环境不仅无情地扼杀着否定它的一切企图，而且连那些虽居于其中却难以取得完全协调的东西也都为它所不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黄香久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没有较高的精神追求。这种缺乏主体性的存在只能是软弱的存在，终不免不自觉地为周围的客体所同化的命运。对于非人的环境，黄香久自身既无所依托，也就无所谓抵御，更谈不上有所反抗了。我们不能断言她过去就没有对生活更高一些的憧憬，但现在，“平平安安过半辈子”，是她对生活的最高要求；和那些“老娘儿们”展开一场“过日子”的比赛，是她生活的唯一目的。因此，活着，并且享受饮食男女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带来的满足，不能不成为她“关起房门过小日子”的封闭生活容器中的全部内容。她形容漂亮，心如死灰，只要能“关起房门过小日子，不惹事，不生非”，没有什么她不能适应和承受的东西。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新婚之夜黄香久盖着那床绣有拖拉机沉重犁铧的被子而毫不介意，就可以看做是她和现实环境的关系的一种实质性的象征。她沉浸在失去一切“人的东西”的小日子里，不过是她和非人改造的环境浑然一体的一种突出表现罢了。平心而论，她也并非一点没有精神上的痛苦。比如当章永璘生理功能失常时，黄香久就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只是这种不幸感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肉体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因此，她的痛苦不仅比章永璘少得多，而且性质也完全不同。
总之，由于章永璘的性格活动一直与环境相悖逆，所以他必然主要蒙受精神痛苦的煎熬；而黄香久的性格活动一直与环境相顺应，她充其量也不过是能感到某种肉体痛苦而已。前者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是否定地对待非人的现实，寄希望于人的未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后者则是在丧失自我意识的情况下，肯定地对待非人的现实，并将自身凝固于其中，满足于最低的肉体需要（黄香久身上这种性格的总特征，一直木然保持到小说的结尾）。
章永璘和黄香久之间的本质特征有这样大的区别，是我们阅读小说后经过理性分析得到的认识。然而对于章永璘来说，他不可能在婚前就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差距。他当时选择了和黄香久的结合，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在丧失自由的情况下，野蛮原始的异化劳动一再迫使章永璘以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而就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他作为人的特征正不断从自身异化出去，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章永璘初见黄香久之后，他那渴望获得文化意义上的爱情的心灵和沦为动物纯生理上的情欲就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章永璘发现，后者在那个不能使人认识到自己是人的环境里居然更富于现实性：“当一个劳改犯，最好是对生活不要抱任何幻想；我幻想了，所以我就有了苦恼。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生理上的情欲。”他在浪漫的想象中体验到的那种恋爱才有的丰富感受，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了。八年后，章永璘又一次碰到黄香久。这时他尽管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政治时事了，但他自身的人性分裂和异化的状况也更加严重。一方面，他“早已被野性的情欲所俘获”，赤裸裸的肉欲压倒了一切，甚至“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是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一方面，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仍在暗中影响着他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他对人生、对异性的态度，使他在心理上又不由自主地抗拒自身这种非人的蜕变。修整羊圈时，章永璘先是对与黄香久的重逢有一种“突然迸发的喜悦和兴奋”；接着当听说黄香久是犯了“男女关系”而被劳改的，竟“情绪陡然低落下来”，就表明他仍处在不间断的内心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