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生是一场大戏，这是张雅茜在最近的创作中一再涉及的主题，而《磨坊与紫色》在我印象中又是她第一部以男性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
这个男性人物是对城市生活已心生厌倦的某文化局副局长梅一民。作为农民之子，梅一民与乡村有着割不断的情感联系，对男耕女织的淳朴的田园生活情趣也一直是充满向往的。他与妻子和家人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已经很久了。退居二线后，梅一民与自己的保姆、如今的情人，终于在郊外山脚下的一个坡地安了家，居室由旧式磨坊改造而成。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和解脱。他想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里、在一个专心服侍自己的女人的陪伴下，静心完成一部探求线腔艺术渊源和魅力的著作。
但是梅一民逐渐发现，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且不说在私人感情上，冲出一个围城就意味着又进入了另一个围城。就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缺失，也使这个人物对乡居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感觉不太适应。
面对着工业化的侵入，乡村背景下也开始渗透了精明的算计。所有商业社会的规则都在制约着人、影响着人。梅一民的保姆兼情人并不能为乡村生活所满足，她的儿媳则惦记着梅一民的房子。农民在利益的驱动下也与城里人一样难对付了。梅一民又该何去何从？
其实，男性形象的塑造并非张雅茜的长项。但这部小说的意义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因太崇尚自然，也太纠结于其本色，以至于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等到经年累月地慢慢适应后，他的生活已经变味儿。当重返养育了其本色的乡间生活时，他却已发现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想象中无比美好的“自然”生活了，而且他所追求的牧歌式的生活情调也很快就改变了滋味。梅一民的悲剧性就在于，已被城市文化同化的同时，又想逃离城市文明；作为一个受到城市文化潜移默化改造的人，却试图在一个“显得”自然的环境里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所有的困惑都源出于此。
梅一民的困惑告诉我们，没有世外桃源。如同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色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自然与文明正是相对的概念。从文明出于人为这一点着眼，人就是非自然的产物；一旦处于自然之中，反倒不能自然。可见现代人已无法走回头路了，陶然忘我于纯粹自然的生活也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
这部小说中，也仍然涉及一个人生角色的扮演问题，而且扮演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具体的生活空间环境的改变，因为人生的问题终究是无法通过逃避现实来获得解决的。
五
小说本无需以虚构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和人生问题——实际上它也解决不了。小说只要能对错杂难解的人生本相作完整的艺术呈现就可以了。
通过《角儿》《红桑葚紫桑葚》《磨坊与紫色》这三部作品的阅读解析，我们能看出，人生角色的扮演势必要触及人的精神情感领域，引发内心的矛盾冲突，也势必会与一个人的内心追问和心意能力的坚守相关联。因此，人生角色的扮演要远比社会角色的扮演更难以驾驭。这二者的区别在于，社会角色的扮演更强调的是对客观外界的顺应，而人生角色的扮演则要求一个人顺应其内心的必然。
说时容易做时难。
然而，这也正是张雅茜小说留给读者的人生思考。
2011年10月
由“神圣联系”的瓦解和重建引起的困扰
——张行健中篇小说《田野上的教堂》读后感
仲夏时节，一个两千多人的村子，像串通好了似的，硬是不交公粮。这可急坏了年轻的村长。法子想了不少，先是动用学生的力量，后是请乡里的领导来说服教育，最后，一个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来村里的教堂布道，谈到了“奉献”的内容，信奉基督教的乡民这才交纳了公粮。
这就是张行健的中篇小说《田野上的教堂》的基本情节。作为一篇反映现实的作品，小说在文字和写作技巧的运用上还略显粗糙，似乎“报告”的特点要比“文学”的特征更为引人注目些，但作者对现实的敏感和勇于正视的精神却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这倒不是因为作者揭示了拒交公粮与多年来村民不满于交公粮收白条、抵摊派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上头下来的老饕们尽兴地享用挥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触及到了宗教在当前不少农村地区迅速渗透并开始具有相当影响的现实问题。作为小说，作者的观点毕竟是隐蔽的，他只是把这种“现实”反映给读者。然而他的倾向性仍不能不有所流露，否则小说的结尾就不会有村长杜明林伴随着惊喜而来的内心沉重。把交公粮事件的周折和最终奇迹般的化解遗留下来的所有错杂的感受和问题全都留给了读者，这是小说家的高明之处。我读完小说的打印稿后，不由得也像那个村长一样，“心情十分复杂，默默地、默默地，想了好久好久”。
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与神学的冲突中，科学对世界的了解以其实际成果的可信性逐渐赢得了胜利。随着科学的稳步进军和神学的持续退却，思想界难免产生出一种乐观的信念，即宗教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人类知识领域所驱逐，而仅仅作为过去蒙昧时代的遗迹而存留下去。现在看来并非如此。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纳德·L·约翰斯通在谈到宗教的未来时说过的一句话基本上还是表达了笃信科学和理性的人士的困惑心理：“那些曾在过去某个时候预言20世纪后期宗教将不再存在的人，也许会对他们在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的情形感到非常惊奇。”
如此说来，宗教持久的生命力恐怕首先还要从人类的本性中寻找原因，因为它并不全然是“愚昧”所致，而往往是“太聪明”的结果。正如一位苏联宗教学者所说，随着社会在技术、经济和智力各方面的进步，人的理性在自己面前提出的任务就越发复杂，它的迷误也会越发高妙。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许多自然之谜仍然是韬晦不明的。人类曾一度以为，唯有科学才能最终对宇宙和生命的奥秘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但到了科学昌明的20世纪末叶，人类距离实现这一野心显然还遥遥无期。阿诺德·汤因比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一书中写道，既然科学家的两个目标之一是为了说明在形成客观世界中，所谓“目的、设计和目的的实现”是不发挥作用的，那么要发现比造物主创造万物的传统解释更为可信的另一种解释是困难的，因为现代科学还不能像《创世纪》那样，在物质、生命和意识这几种秩序中找到另一种说明实在演变的因果纽带。科学家虽然已将物质和生命的历史追溯到了可能成立的原始形式，可这些发现却没有对物质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作出解释。因为对于科学来说，物质从来就有，不生不灭。然而正是这种只能接受而不能追问的无条件的存在，是人“想知道为什么”的本性很难接受的。在生命的起源上，科学似也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科学曾试图把生命的起源解释为无机物漫长演化的自然结果，但它至今不仅不能在生命和非生命之间发现任何联系，也不能在意识和非意识之间发现任何桥梁。汤因比指出：“如今，所谓无生命物质产生生命的事例已经为科学研究证实是虚假的。已经发现的是，生命无一例外是由先前存在的生命产生的。至今，人类还没有能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将无生命物质转变成有生命物质。而且，如果最终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这必定是一个有生命的行为者操作的结果。”如若最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生命和物质一样，也是从来就有的，那么这将与生命的神创说同样荒谬。看来，在满足人类穷根究底的好奇心方面，科学绝难深入到实在之因果链条起始的终端。所以，面对宇宙和生命的不解之谜而生的敬畏之感其实是人再自然不过的一种心理过程。就像汤因比断言的那样：“没有一个人类灵魂能够度过此生而不遭逢宇宙的神秘。即使人类特有的好奇冲动未能引导我们体会到这一点，经验，尤其是痛苦的经验，也会迫使我们体验到这一点。”加之由于人是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能意识到无论其出生和死亡都不是他个人的意志所能选择和决定，意识到他那超越性的、无限的生命渴望和他作为有限的生命个体及其所处的非超越性的现实历史处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关系和不可避免的悲剧冲突，就促使他必须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找到一种有意义的框架，以便能够在一种心理平衡与和谐中生存下去。所有这些，构成了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赖以存在和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最一般的人性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