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二年（1913年）出生的敬大爷经历了中国百年来的所有重大事件，他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历史。不过千万不要认为电影在为我们讲述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它实际上并不关注这些宏大的事件。它在意的是一个生命的个体在曾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和事件之后所生成的关于对生命的理解和阐释。敬大爷生活得很认真。他一辈子靠剃头手艺谋生。即使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剃头手艺即将被各式各样的发廊、美容院所淘汰的时候，他仍然像当年那样为自己的老主顾刮面、掏耳、送睡，而且做得一丝不苟。敬大爷也是一位大度的人，他不计较小事，宽以待人，得失名利淡然处之。敬大爷还是一位积极乐观的人，他热爱生活，乐于助人，认为人要精神起来，即使是“走了”也要精精神神、利利落落、干干净净。影片特别表现了敬大爷给自己准备后事的一系列细节。他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不想连累后人。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他表现得镇定自若。而生命就在这样的镇定和淡然之中随着岁月粲然流淌。
《剃头匠》的取材非常独特。它以一位九十二岁高龄老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来表达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它选取的人物不是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也不是独立潮头的弄潮儿，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出现在时代边缘的普通人，甚至是“零余者”。他们的生活状态即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过去，成为记忆和民俗资料。即使这样的人物，电影也没有着意去表现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情感起伏和艰难抉择。事实上像敬大爷这样的人已经不需要也不可能作出其他的选择。历史已经把他们定格。他们所要做的是像长期以来曾经做过的那样完成自己的生命和已经作出的选择。因此，电影并不去反映主人公在给人剃头的过程中发生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不去表现与人的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变化，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敬大爷的日常生活，更具体地说是对准了敬大爷的衣食起居等琐事小情。这里没有宏大的社会事件，没有曲折的悲欢离合，没有可以刺激观众眼球的情爱、仇杀和暴力，它只是还原了生活，特别是像敬大爷这样的百岁老人的生活本真。它对生活，乃至于生命的理解、表达是在脱离了“特殊”状态或者说“戏剧”状态之后对本来生活的真实再现，因而也就似乎具有了超越具体事件和故事的“一般意义”。也就是说，它表达的不是某一特殊的生命个体，而是反映了具有基本意味的生命意义。在敬大爷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光彩和坚韧。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剃头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片。它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千回百折的东西。但是，这部电影在吸引观众方面也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首先是它的纪实性。电影表现的是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活。同时又起用敬大爷本人出演主角，并由一批非职业的原生态群众演员加盟。从而使整部电影更加逼近生活的本来面目。电影非常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可以说，当一部电影放弃了对情节的追求之后，细节就成为支撑作品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就《剃头匠》而言，其细节确实起到了表达情感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是极富表现力的细节使这部电影生动丰富并且深刻起来。与此同时，电影画面的灰色调运用与人物、与电影的格调非常的协调一致。从而很好地还原了生活，体现了那种对原生态生存样式的追求。也就是说，很好地表达了生活的本真。一般来说，就敬大爷等人而言，他们在生命的尾巴上是少有轰轰烈烈的东西的。他们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是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或者每一分钟。当生命渐行渐远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体会、珍惜和感受生命的意义。生命比时间更坚韧，因为我们热爱生命，并且珍惜生命。
2007年8月
好看的正剧
——观长篇电视连续剧《于成龙》有感
电视剧《于成龙》是根据清代廉吏于成龙的真实史实创作的。于成龙，山西离石人，官至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根据于成龙史实创作的电视剧紧紧抓住了于成龙廉政、爱民的特点展开剧情，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而能否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好看，能不能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条件。作品的内容远离观众，对观众感兴趣的东西漠不关心，那么，观众对这样的作品也就不会喜欢。在这一点上，《于成龙》恰恰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它借电视剧表现了人们目前最为关心的东西，即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身居要位仍不忘以民为本的好官于成龙的形象。尽管这样的好官在那时已是凤毛麟角，十分难得，但他毕竟是民意的一种表达。于成龙通过电视走入了今天大众的生活，在虚构的世界中使人们得到安慰。他时时处处把老百姓的利益、生存放在首位，为此甚至不惜冒丢官、丢命的风险。这种为人做官的准则也正是对今天现实生活的一种比照，因而也就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这部作品能够吸引观众，具有较强可视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把它理解为一部仅仅是借古喻今的作品，不能简单地认为它的可视性是依赖于叙述的内容。事实上，它的好看性还表现在对人物的描写刻画上。正是因为在电视剧中塑造了十分生动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才使这部作品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负载的思想。试想如果整部电视剧都在一本正经地表现于成龙如何清廉，如何爱民，而缺少源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必然性和生动性，那么，它的主题无论如何宏大深刻，贴近现实，也难以吸引观众。观众期待的是在剧情中发现人物，发现属于“这一个”的具有独特魅力的个性。而我以为在这部电视剧中，这种“魅力”即源于于成龙和他的仆人朝卿的“喜剧”化性格。在整部电视剧中，朝卿是塑造得最为生动最具特色的人物。他类似于戏剧中插科打诨的三花脸，但绝不是没有操守的小丑。他忠诚勇敢，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深明大义。但这一切又不是一本正经地表现出来的，而是体现了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他同时又很小气，有点懒惰，有点农民式的狡猾。他既出官入府，甚至有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但又是一个无品无位的仆人。虽然常常传旨下令，在很多情况下影响于成龙，却不能享受朝廷的俸禄。作品在塑造人物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种十分矛盾复杂的境遇，再加上演员略带夸张的表演，使人感到既可爱又可笑。于成龙的塑造也具有某种喜剧性。这主要体现在他身居高位而又常常把自己当做普通百姓而生成的角色错置和对比上。如他常微服私访，参与农事，甚至去做苦力。为了破案而化装侦查，落入盗手等等，都造成了十分生动的喜剧效果。需要说明的是，喜剧性的存在并不等于是喜剧，它只是在正剧的前提下，增加了喜剧的色彩，从而淡化了正剧，强化了作品的可视性，使它更能够被观众所接受。
2000年6月
从《乔家大院》看晋商热与晋商精神
近年来，晋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继长篇小说《白银谷》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之后，又连续出现了大型人文电视专题片《晋商》、话剧《立秋》、舞剧《一把酸枣》、电视连续剧《龙票》，以及难以计数的各类文学作品，形成了一种近乎全方位表现晋商的热潮。目前，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把人们对晋商的关注推向了新的高潮。与过去诸多作品不同的是，《乔家大院》不再走对主要人物与事件进行虚构的路线，而是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山西祁县乔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乔致庸的经历为原型进行创作。乔家是晋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家。特别是乔致庸掌家期间，经历了中国晚清约六十多年的历史，使乔家的经商事业达到了最为繁盛的时期。乔家始祖乔贵发靠走口外，与同乡开草料铺、做豆腐生意勤俭起家，创办了复盛公。至乔致庸时已成为晋商中的一支劲旅。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二百多处，流动资金达千万两之多。再加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资金有数千万两。乔致庸为乔家中兴时期的当家人，亦是晋商商业理念的代表性人物。以他为原型进行创作，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晋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以规模庞大、地域广泛的贸易活动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本主义思想为主的社会中表现出了商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晋商无所不及的贸易活动使社会生产中的产品真正转变为“商品”，在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广大地区互通有无，促进了生产观念的转变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使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以消费为主的生产活动转变为为流通而生产的生产。二是晋商创立的汇通天下的票号业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它虽然迟于西方重商主义思潮下形成的银行业，但完全不同于此前的各种钱庄、帐局。它是中国金融业由不成规模的钱庄向现代银行业转变的一种必然过程。三是晋商的商业理念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不仅对晋商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是东方文明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倡导的勤奋、节俭、诚信等一起形成了人类文明中最为珍贵的内涵。以晋商为题材，通过再现晋商创业的艰辛、商业经营中的执著与坚守来展现晋商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在诸多以晋商为题材的作品中，生动地表现了晋商瑰丽迷人的精神风采。商人以追逐利润为目标。但是追逐利润的方式方法却大为不同。早期西方重商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来获取利润。特别是依靠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财富来获取暴利。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则通过实现垄断来获取垄断利润。晋商的经营理念则不同。他们的逐利行为是以拓展贸易领域为基础的。为此，他们可以走遍天下，可以根据发展变化的需要不断创新自己的经营方式，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但是，他们绝不是唯利是图者，而是具有高贵商业品格的商人。如乔致庸的经商之道即是首重信，次重义，三重利。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义”观出神入化地融汇在对“利”的追求之中，使历来被轻视甚至蔑视的商人具有了一种高贵的品格，使商业成为一种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尚的事业，而不再仅仅是一种获利的工具。他们在汇通天下、货通南北的商业贸易中挥洒出一种令人钦佩的人格精神。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由于电视剧有较大的容量，播出时间较长，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同时，为了满足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在结构上的需要，必须设置具有吸引力的情节。这种情节性要求对表现晋商题材的作品来说是一种考验。它往往是检验作品成败的重要标志。如果缺少对晋商商业理念的研究、体察，就会为追求情节的生动性而损害对精神价值的表达，使作品成为一种以晋商为“符号”而实际上却背离了晋商精神的艺术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作品仅仅是一部“电视剧”，而不能说是表现晋商精神的电视剧。以长篇小说《白银谷》为例，这是目前表现晋商精神这一文化现象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它强调了晋商创业的艰辛，突出了晋商的诚信，表现了晋商存在的丰富的社会生活背景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现象。但是在电视剧的改编中，由于片面地满足作品艺术形式的需要，设置了一条晋商之间明争暗斗，甚至不惜尔虞我诈的情节线，大大地背离了晋商的商业精神。虽然仅仅从电视剧的角度来看，它仍不失为一部好看的甚至是多有出彩之处的作品。但从对晋商精神的阐释和弘扬来看，则多有不可取之处。所幸的是，在《乔家大院》中，我们看到了晋商精神的回归。可以说，《乔家大院》在正确表现晋商精神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这主要是由于乔致庸实有其人，他的经商理念广为人知。以他为原型进行创作，不能背离其基本信仰。同时，编导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晋商及其精神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了解，甚至为改变过去不正确的理解而停机以调整思路。这使作品能够基本上回归到晋商精神的范畴。可以说对晋商及其精神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表达。比如乔致庸的大哥乔致广与同为晋商的邱家为争买高粱霸盘进行恶性竞争，导致双方先后陷入困境。而乔致庸在转危为安，使乔家终于处于主动后，主动登门，诚恳地与邱家言和，并约定双方今后要联手共同重建商业秩序，相互扶持，不再做霸盘生意，更不进行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这一情节生动地表现了晋商讲诚信，讲义气，讲帮靠的商业理念。尽管在《乔家大院》中，这样的表现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可以说，这部作品已经很好地从纯粹的“情节性”追求中出走，回归到了“精神性”表达的境界。可以说，《乔家大院》较好地表现了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商业文化的优秀成分，诸如公平、公正、诚信、勤勉、互助、创新等等。这些品质既是一种经商之道，更是一种做人的准则，与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乔家在乔致庸主事之时，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蜕变的关键时期。由于清朝政府的排外拒商、抵制先进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巨大辉煌之后，落到了人类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飞跃的前进步伐之后。而晋商却以他恢弘的气度和艰苦的拼搏，凭借自身的诚信与互助，不断新变，不断进取，以商济世，以商救国，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义薄云天，天有多大，心就有多大的精神风貌。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伟力，也为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构建中提供了反思与警醒的教材，使我们从先人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委琐和渺小，找到了得以支撑自己战胜一切唯利是图和蝇营狗苟的精神动力。
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