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0年，江苏徐州人。我家上辈有人爱书，所以我记得家里破旧的书架上摆满线装书，四壁都是如此。徐州地潮，书架下面半尺都是潮湿的，书也霉烂。人说书香，我从小闻到一股书臭气。每到夏日，晒书，全家出动，都累得要命。但是线装书我不看，没兴趣，因为也看不懂。我爱看武侠、侦探、演义小说，后来才看当时流行的张恨水、刘云若的小说，后来看张资平，再以后，都到了高中了，才看鲁迅等五四作家的书，也读外国翻译小说。读初中时，就偶写点小文章，在当时的《徐州日报》副刊一类的地方发表。那时稿费极低，我记得拿着自己专刻的木图章，到报社门房（现在叫传达室）去喜滋滋地领稿费。领过几次稿费，但却没进过报社的大门，也没见过编辑是什么样。每次得到的稿费，可以买一张电影票，或吃两根冰糕，但是也高兴。我那时写的是小说或散文，我记得有一篇《阴沉的夜晚》，小说，写高利贷者来讨要利息。那时我家就使用高利贷，我看到过这种场面。另一篇散文，写一位同学之死，他和我是好友，坐在同一个课桌上，暑假有一天他去游水，淹死了。徐州解放时，我读到高二，没读大学就要去当教员，谋食外地，生活环境不好，书读得也不多，更不要说写作。1953年调到华东煤矿工人速成中学，环境较好，图书馆也有一些书，我才又读起来。我自学俄语，会一点，就同一位姓杜的物理教师合译一点科技小品，三五百字一篇，在某个教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这是前两月我在网上偶尔看到的，不然也忘记了。这时候，我当语文老师，免不了要读一点文学作品，有时还想写。我能记起的第一篇评论写于1955年，发表于《光明日报》副刊，题目是《诗爱好者的意见》，谈闻捷的诗。现在看来，题目很恰当，不算什么评论，只是一点意见，而且是“爱好者”而已。后来这篇文章竟被收入一个闻捷研究的资料集里，我觉得意想不到，很荣幸。在1955年，我还是在山东泰安的那个学校里教书，又写过两篇真正的评论文章，题目我记不起了，都是评上海的作品的，就发表在《文艺月报》（就是《上海文学》的前身）上。由此，我就与《光明日报》和《上海文学》结下点因缘，以后不断在两地发点短文。
1957年我调到山西，先在太原西山矿务局工作，教书。我与山西的文学界也算有点缘分。我是8月调来的，同年11月，就在《火花》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现在也记不清了。当时的《火花》月刊编辑部很看重我这一个外来户，与我常联系。我这时的写作瘾头越来越大，宿舍没有桌子，翻过被褥，爬在床板上也能写一篇。因为身在山西，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也没有泰安学校的资料室藏书多，所以只能看到山西的杂志、报纸和图书。因此，我必须面向山西作者。于是就从西、李、马、胡、孙读起，写起。当然，还有赵树理。我记得，对这几位老作家，我都写过评论。我成了山西文学界主要的评论作者之一。当时共同写评论的人，还有赵廷鹏、王倜等，我们也是好朋友。《火花》有些会议也邀我参加，使我眼界开阔不少。我很感激《火花》的一位普通小编辑，他叫孙培芳。他曾骑车到西山，找到我的家，给我送一张什么会议的入场券。我住的地方，那是很远的地方，也不好找，上坡，骑车一定很累。现在哪个编辑会干这种傻事情呢。当时我也访问过几位老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都见过，谈过。我听说，他们好像曾想把我调入省文联，但是后来没办成，搁下了。到1962年，我还在教书。忽然一天下课后，说本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李所长来找我，西山矿务局的宣传部长陪同。这对一个中学校来说，是一件大事。李所长问我，愿意到他们所里去当编辑吗？我大喜，说当然愿意。他说，前几天在省委宣传部开会，遇到李束为，请李束为帮忙找位文学编辑，李就推荐了我。那时候，煤矿和地方在人事上是无关联的，调动不易。但也巧，西山那位宣传部长是李所长的老下级，这事由他一说就成。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就走马上任。所谓社科所，设在省委党校里，可以用省委党校的图书馆。这一下，我大开眼界，读书读报方便多了。（当然本所也有自己的资料室）于是我读书的眼界就不限于山西作家，我对鲁迅一直感兴趣，就找这方面的书读。我的工作是编辑《学术通讯》这本内部刊物。编辑共四五人，我负责文学方面。这是本省唯一一本学术杂志，联系着几个高等院校的教师、学者。我要看这方面的文稿，要联系这方面的学者。这对我是吃力的事，也迫使我要读书，探索。那一时期，我写小说评论的文章就少一些了，但我自己知识积累也稍稍增加。我在自己编辑的《学术通讯》版面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题目是《一个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调入省社科所是在1962年，只工作到1964年，就参加“四清”运动，下乡，接着就是“文革”。“文革”中我属逍遥派，可以自由读点书。那时图书馆还开，可以借点书。我记得我借到一本英文版的《斯大林的私生活》。我不知道那种书怎么还能向外借，也许是没有人审查，或审查者也看不懂书名吧。我看了，知道斯大林这人在道貌岸然背后，还有另一幅面孔。心中窃喜，以为发现了秘密。其实，那只是皮毛小事。我还读了一些翻译小说。以后就到石家庄、北京参加消除派性的学习班去了，一去两年，鬼混而已。生命就这样消失。回来以后，研究所名存实亡，所里的人各奔东西，各找门路，调到各地。我先调到省文化局的文艺理论研究室，后来马烽、西戎他们也从乡下调到这里。其实这就是以后的省作协。那期间也写过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所谓“文革”文章，多是集体凑成。人非神仙，谁能免此？“文革”尚未结束，这里就开始筹办一个文学月刊。就在这个南华门东四条的巷子里。好像是西戎、胡正主持，还有五六个人，我也在其中。这时也就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
我进入《汾水》编辑部，忙于筹备工作，兴致勃勃。“四人帮”倒台，刊物也办起来。“文革”中，大家闲了十年，一旦有工作，都十分积极。西戎是主编郑笃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后来因他年岁渐大，精力照顾不了，就让我做副主任。我是职责所在不得不全力审稿，而且要把每期稿送交宣传部副部长卢梦亲自审批，然后再取回来。这时我所关注的只能是本省作家的作品，老、中、青都在内。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和风格也比较熟悉了。大概在1981或1982年，《汾水》改名《山西文学》，西、郑都不干了，我当了主编，不久，周宗奇也任主编，成为双主编，好像当时时行“双主编”的体制。我们都在发现新人上下功夫。一时之间，也可谓新人辈出，好作品不断在《山西文学》（也包括《汾水》）上出现，连续获得全国小说大奖。我这时很注意在刊物上写《编稿手记》，指出一篇小说的好处，以及该作者的优长之处，使他知道，发扬。我以为这是我在文学评议工作中的一项很重要的项目。请想，那年头，刊物少，业余作者能在一个省级文学刊物上发一篇，已很不易，何况又得到编者的表扬呢？所以这个栏目很受青年作者的重视。后来还有不少作者忆及当年的事。我写《编稿手记》时用的笔名是“言以实”还有“徐漫之”等。我写评论文章时一般是不用笔名的，用笔名好像是在表示编者的身份。1979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且说“山药蛋派”》。这文章在当时有一些影响，使文学界注意到当代文学也有流派的问题，也可以谈流派的问题。我写这文章是由于在报上偶然见到有人提“山药蛋派”一词，我很兴奋，因为以前一说“派”，没有好事，吓死人。这在文学、艺术方面本来是常有的、应有的事，现在终于可以谈派而不变色了。再后来，这竟成为一个大家喜欢讨论的问题了，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事。在山西老一代作家里，我评马烽小说较多，似也较深入。
也在这80年代初，我出版了《〈野草〉艺术谈》，是余业余研究的成绩。再以后还出版了《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我对鲁迅文体极感兴趣，常痴迷于他的语言风格，不知为什么他的文章就那么能深入人心，那么能打动人，一字一句，如此沉重地影响它的读者。我所说的“文体”就是指这种语言风格，而不是指散文、小说、诗歌、书信或散文、骈文之体。再以后或同时，我就从事当代小说名家的文体研究，而且着迷似的阅览中外关于文体的文章资料。我记得，我写了总有三五十篇关于小说文体的理论和评论的文章，发在当时的许多刊物上。后来白烨先生编过一本《小说文体论文集》，收入我的两篇。我记得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的《文艺学方法论》里曾有专题谈到我的小说文体评论。由于陈鸣树教授的著作是研究“方法论”的，所以我写的一系列对当代小说家作品的“文体描述”，被他当作方法论问题来探讨。我写的《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后来稍作改动，作为汪氏小说集《矮纸集》的跋文附于集后。
1989年以后我不再写评论了，因为目力不佳，不能多读。很闷，就试写小说。但是一发而不可收，三四年里发表了约七八十万字。后来长篇《世界正年轻》和《依旧多情》两个小长篇出版了，中篇和短篇没有结集出版。据我自己看来，那些小说写1948年前后，淮海大战的中心徐州市民的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我们的评论界以“农业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来读小说，好像不大注意我写的这些不好归类的东西，评论也有，甚为少见。
随着年岁增大，近十几年我只能写些极短的随笔，多是生活小记，或是读书笔记之类。要说评论，这些文章中也常有涉及，只不过不是大块文章而已。我个人却很偏爱我的这些文章。曾出了一本《世味如茶》，还有三二百篇呢，等有机会再出吧。岁月不饶人，我已经写不出什么了，也真是退出了文学界。目力不好，连读的力量也没有了，徒唤奈何。现在是新人辈出，我也不大认识了。好吧，如此而已。
201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