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陈寅恪先生终老于大陆，但他晚年在大陆经受的政治运动太多，因此，他虽有许多弟子，他的学风并不盛行于大陆，却在港、台或国外华人的学术界偶现。近来我读胡文辉先生著《现代学林点将录》，觉得作者视野开阔，目光犀利，虽是逐一评论学人，而全书颇有学术史的风度。在此著中就将余英时排在地煞星的第一位，对应于神机军师朱武，我想这是有眼光的。此书作者说：“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而且指名道姓与大陆某些学者相较，以为余英时更胜。
我以前曾写小文《解诗颇似陈寅恪》，说的是余英时（1930— ），他在《方以智晚节考》里，以及在笺证陈寅恪诗时，多曾露出这种风格和能力，其方法大体即是，把有关诗作，当作人物或作者的“心史”，并以证兴亡大事。我在那小文中说：“不管是谁人，读了《方以智晚节考》，都会惊讶而高兴地发现，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和论述策略，在余氏的这本书里也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在读到此书关于方以智投水自杀于惶恐滩的考证，更会有此想。……比如，说方以智之子记方以智‘舟次惶恐滩，疾卒’，其中之‘疾’是‘突然’之意，而非‘病’。余氏文中曾说：‘盖密之自沉节殉事，方氏兄弟既不欲彰其迹，又不忍没其实，是以必微婉其诗，隐约其说，故留隙缝以待后人之发其微……’读到这种地方令读者拍案叫绝，大呼又见陈寅恪方法的应用。余先生本已屡屡言及他对陈寅恪方法的敬重。”余英时说到，早在上世纪50年代，论及陈氏《论再生缘》时，他已说自己是探其心迹的“始作俑者”了，可见他向往陈氏之学，其来已久。后来余英时又有文云：“在意识形态之争基本上已告结束的今天，陈寅恪的文化观反而和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来越接近。这真是历史的讽刺。”这都可以见出余英时从钱穆学史出身，而方法多靠近陈寅恪。《现代学林点将录》记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史学家杨联升，说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这涉及学派、学风问题。最有趣的是谈到周法高的治学。周法高（1915—1994）主攻古代语法和音韵。他远在美国，研究的是钱谦益、柳如是，外加吴梅村。其实周法高并未曾师从陈寅恪，也无接触。所受影响，全来自学术本身。“周氏论学，自认多承受陈氏中年学说的暗示，尝谓：‘余于寅恪先生，虽所学不同，然受其影响则至深且巨。其著作已刊行者，得尽读之。先生有《四声三问》，余则有《说平仄》，先生精研华梵对音，余则有《切韵鱼虞之读音及其流变》……先生有《读哀江南赋》，余则有《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可谓夫子步亦步，趋亦趋矣。尤有进者，先生笺证元白诗，余则笺证钱（牧斋）吴（梅村）诗；先生精研南北朝史事，余则有《颜氏家训汇注》。’此时复继踵晚年陈氏而治钱柳问题，则其于寒柳之学，自壮及老，皆可谓追随其后矣。”这位周法高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或者说是，不幸的事，是他害的病也与他所宗尚的陈寅恪相似，或者说，简直相同。其文云：“又，周氏四十多岁后视网膜脱落，视力受损，时常摔倒，最严重时，骨折七处。则其人之身，不亦近乎‘失明膑足’的寒柳翁欤？”
前述的余英时、杨联升、周法高，都居于大陆以外，但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受陈寅恪学术上的影响。其中，杨联升听过他的课，有过接触。另外两位则全是从著作上了解。而在我们大陆上，这样的学者，包括陈氏的学生，这么做的，或做到这一步的，相对而言，就较少。有者，就是他的学生，或专治六朝隋唐史的学者。魏晋隋唐史专家唐长孺，他不是陈氏的学生，但在治学上全学陈氏方法，以陈氏的“教外别传”自居，有诗云：“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读过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自然可以见出陈氏的方法传统。因为他曾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但后来为陈氏所不满。这当然都有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我想到，中国的学术就是中国的学术，各大派别，自有它自己的学术力量，作为一个时代的传统，流传后世。“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你在大陆可以采用，我在港台或美国，也可采用。用与不用，全在一心。远的可以漂洋过海，近的就只在身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清楚。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