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喜欢读龚自珍的诗,尤其爱读他的《己亥杂诗》。《己亥杂诗》真算一个奇迹。龚自珍生于1792年,死于1841年,享寿五十年。己亥年是1839年,现在也考不出究竟为什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回故乡。那一年,他的诗兴是那样浓,感怀是那样多,所遇皆能成诗。难道诗人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吗?诗情喷涌而出,无遮无拦,弥天漫地,留给后世读者无价之宝。近日读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三次印刷)才知道,同样开时代风气的黄遵宪也有一组《己亥杂诗》。当然正好迟六十年。黄遵宪生于1848年,死于1905年,享年五十八岁。他遇到的那个己亥年是1899年,一说便知,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而黄遵宪是维新变法的积极人物。据翁同龢日记,在变法失败前几天,徐致靖向光绪皇帝保荐一批新派人物,其中有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但是慈禧的政变已经付诸实施。梁启超为黄遵宪写的《墓志铭》上说,那时黄正“养疾上海,淹留未行。……而党祸卒起,缇骑绕先生室者两日。”那时黄遵宪正准备奉使日本,人在上海,后来就给了个就地免职处分,回老家。这也算机缘凑巧,留得小命一条。如在北京的话,说不定他也会在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自1898年以后,他就回老家广东梅州。第二年是己亥,他写下《己亥杂诗》八十九首。
我不懂诗。大体觉得诗才还是龚自珍高,也较好读。就以这两个同题组诗而言,也看得出黄在学龚,有时诗里就用龚的句子。但是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说黄的诗:“盖主人一生之小影也。”他是变法不成,痛定思痛,一年写出这八十三首七绝。黄诗最爱记事。他在海外使、领馆工作,游踪遍四大洲,见识也多,最喜记事,而尤喜在每诗后作《自注》。对于喜欢闲读泛鉴地读来说,这种《自注》颇能引起特种趣味。我查对一下这一组《己亥杂诗》,八十三首里就有自注五十四个,能使后来人看出一点当年历史细节。何况钱仲联先生的笺注细致丰富,使读者获益。我极喜欢读黄遵宪的《己亥杂诗》,以为它可为治史者提供可贵资料。有两首诗写变法之前几个月的事。那自注就很可贵。一则云:“召见时,上言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臣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上初甚讶,旋笑颔之。”光绪变法的态度,极明显,也极生动。接着一诗又有自注云:“戊戌二月,上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奉使日本,由上特简,三诏敦促,有无论行抵何处,着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然余以久病,恨未能遽就道也。”这一则里说到两事。一是要《日本国志》,这是黄遵宪自己写的一部关于日本的书,大约在1894年前后于首次于广州刻成,后来再版两次。当然,它关注的是日本维新变法的历史。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是很赞赏的,在一个“自注”中说,“维新之业,成于二三豪俊,实基于在下之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也。呜呼!”这声“呜呼”,是失败后忆及往事之感叹,很动情的。《己亥杂诗》第四十二首说“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这里又有自注云“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要之必变”。这书引起光绪皇帝如此注意,可见光绪变法的热情。至于皇上要张之洞等大臣命黄遵宪立即来见,不管现在黄在哪里,都来。干什么呢?于是我就查《张之洞年谱长编》,想看个究竟,但没查到,也许是我见的资料有限吧。在其他的自注中还说到,在几年之内,曾有陈宝箴、张之洞、荣禄、王文韶等十几位高官向皇帝提名保举他,都不得被用,因为朝廷里的党争严重。他要见一见皇帝也是不够级别的。第六十三首里有一自注说:“故事道府以下官必先行引见,乃得召见。余因总理衙门征召至京,本有由吏部带领引见之旨,而部议尼之(尼,阻止的意思——作者注),乃奉特旨预备召见,盖异数也。”由此看出,他见到一次皇上,是多么不容易。
最近读余音著《百年黄昏》,这是一本关于戊戌变法的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此书写得深入浅出,极为有趣。但不是“戏说”,相反,资料很多,每有说,必引证。当然也不是说此著就是权威定论。这书里有一章题为《究竟谁是变法的领袖》,反掉康、梁为领袖之说以后,说“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我想也是有点道理的吧。但这本书里就没用到黄遵宪“自注”的资料,有点可惜。我想类似的资料一定还有许多,可证明光绪皇帝在发表定国是诏以前,已很有决心。不过他没有实力,没有干部,又没有执政经验,因此失败。但也还可以是失败的领袖。失败了,诗人黄遵宪《己亥杂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是:“关门还读自家诗。”读,也是写,这一段伤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