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1992年3月先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出版商出于市场考虑，给书重起了个名叫《王二风流史》，且收入“风月系列”。王小波对此非常恼火。决定以后宁冒不畅销的风险，也不能改名。我最初阅读的就是《王二风流史》这个版本。港人之恶俗，没有损坏我阅读后的兴奋。如此精练、幽默、风趣的文字；如此深刻的时代政治文化的讽刺，是大陆文学中从来没有的。最早阅读这个版本的丁东也说：“像《黄金时代》这样既有先锋性，又有可读性；既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掩卷长思的杰作，还真不多见。他预感着王小波要“横空出世”。
《黄金时代》先是在台湾《联合报》连载。1992年8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在这个版本中，刊有台湾《联合报》组织的评奖过程和“决审意见”。意见说，评审委员会收到中篇50篇，进入决议5篇。票选结果由《黄金时代》与另一篇并列为中篇小说奖得主。评委们都表达了评选的理由。一致认为文字最好的是《黄金时代》。说明他们评选的认真。
最读初到《黄金时代》的大陆作家刘心武说：“王小波的语言仿佛磁石般吸引住了我，一种阅读快感与惊诧跃动在我的心中。……《黄》不是一般的好。太好了。写下这些文字时，作者心灵中只有纯粹的文学思维，只对文学负责。”
哲学教授何怀宏说：“读《黄金时代》，首先吸引我的是其中的逻辑。王二插队那地方的队长说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王二若想证明他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一、队长家没有一只母狗；二、或者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三、王二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不巧这三条一条也不能成立。王二知道是谁打瞎的，但他不能出卖朋友。然后，又有传闻，说王二与另一个队的医生、丈夫坐牢的陈清扬搞破鞋，要证明他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一、陈清扬是处女；二、王二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不幸这两点又难以证明。这大致就是《黄金时代》的辩伪逻辑……比如说你‘反动’，说你是‘坏人’……你必须证明你根本不会动，你根本不是人才行……王二也有自己的办法：一天他借了朋友的气枪上山，看见了队长家的母狗，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这条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了——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王二后来出息了，还写了篇哲学论文，他举出下面两个推论：一、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也会死。二、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万岁！这两种说法王二都接受。他认为在他所在的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存在本身，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
研究王小波作品最多的艾晓明教授说：“我一直希望当代中国的文学中有这样的小说，它能在智力上启发我的智慧，在语言上给我快乐和美感，它延展记忆和想象，比起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小说毫不逊色……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不仅不在少数，而且，至少有成千上万之多。”
作为作家的王小波在中国实在是个另类。自白话文时代的到来，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人如他一样地写小说、写杂文。王小波也是个未来作家。艾晓明说，一百年以后，会有文学系新生，看到王小波的书，说：“有趣！真的可乐。那个世纪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如此开心。”我的同事张卫民眼光很刁钻，初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见面就对王小波说：“你的小说可以传世。”
出书的艰难
看过王小波作品的人，无论是更喜欢他的小说或更喜欢他的杂文，都不否认他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写作者。有人称之为“文坛外高手”。但没想到他的书在大陆出版非常艰难。
1993年，以《黄金时代》命名的小说集送到一家出版公司。编辑在他的审读报告中说：“《黄金时代》像云南荒山老林里一首高亢不屈的情歌。”并对其中的王二系列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家公司为什么没有出此书，文章中没有说。
《黄金时代》曾经在戏剧出版社审稿。出版社聘请的外编陈琼芝老师对小说不能通过很遗憾，推荐给艾晓明阅读、评论并继续寻找出版社。艾晓明说：“我们共同经历了小波出书不顺的困境。我记得一个狂沙漫卷之夜，银河把小波的稿送到我家，由我第二天再交给一个出版社的人看。银河说因为小波喝醉了酒，所以她送来了。”
与此同时，丁东等人在山西，为王小波出书也有一番忙碌，他先是和山西的文学评论家陈坪讨论过一次，并整理成一篇对话体的评论，但这篇评论转了多处刊物，不但没有登出来，而且连原稿也不知何处去了。接着他向山西省作协主办的《黄河》推荐，希望将《黄金时代》在刊物上先发表。主编周山湖有过知青的经历，他看了《黄金时代》，由衷地喜欢，实在想发表，但面对其中独具一格的性描写又发了愁。加之，《黄河》刚刚遇到过麻烦，掂量再三，他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但他心有未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希望他能拿到后台更硬的刊物上去发表。丁东又把《黄金时代》给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赵雪芹，他们很想出，但总编通不过。后来他们还是争取出了小波的一本随笔集《思维的乐趣》，算是一种弥补吧。丁东继续向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丁宁推荐。《十月》杂志的回答也是一样，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丁东又托上海的朋友李劫向《收获》推荐，他当时答应得很痛快，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反正再无下文。与此同时，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也在为发表王小波的小说，在一个又一个编辑部之间徒劳无功地奔走游说。他们的热心之举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动机，实在是觉得应该让国内的读者分享阅读的愉快，应该让过于浮躁的当代文坛感觉一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失败了。
1994年，华夏出版社有胆有识的编辑赵洁平想尽办法，趁主编外出，在终审方面打了一个时间差，终于使《黄金时代》在国内出版了。但她受到严厉指责，心力交瘁，为出这本书还大病了一场。1997年5月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因为王小波的去世，加快了出版周期。这其中一方面出于编者们对作家的敬意，一方面也认为以王小波为主导的“市场”将要开启。
主流文学界对王小波一直没有多关注。真正对他小说评价较高的是学术界的一些批评家。有的针对海外版，有的针对手稿。有人提出：面对王小波的横空出世，主流文学界，不是睡着了，就是蒙了。主流与民间的感觉很不相同。
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
王小波小说在大陆出版艰难的一个理由是，性描写较多。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想，还是个观念问题。首先，在王小波的身份中，他已经是个社会学家。他与妻子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性同性恋现象研究》对性之于人性、之于人权的理解在国内已经非常前沿了；其次，王小波出国留学、阅读多年，对性、对性之于文学，完全有一套科学的、理性的理解。
我曾经就小说中的性描写与王小波有过交谈：
我说：“你为什么将性描写得那么裸露？你也知道大陆读者连私下交谈都很少有，更难以接受对文学的直接阅读。所以出版方面不敢接受。毕竟不是生理卫生教科书。”
他说：“人们认为最羞耻、最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值得羞耻、隐讳的东西。真正的私情是每个人的情感，那是最个性化的、最该秘而不宣的东西。《黄金时代》里的真情，是陈清扬在检查中的表白。”
我说：“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当初也被禁止出版好长时间，估计你的《黄金时代》也会是这样命运。”
他笑笑说：“这就是观念问题。其实，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存在着。两性关系应当和风一样自然。我就想把这个意思写出来。在我们的观念中，对性的态度往往成为一种道德评判标准，把性负面化。我不过说的是大家都明白的事。”
于是我明白了，王小波就是想用大家都明白的行为故事，揭示那个年代人们是如何在极不自然、极不自由、毫无人性可言的处境中活着。
1982年，李银河去美国读书，小波也去了，银河一个人的奖学金两人用，李银河不让小波打工，也不让他多做家务，她说：“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她说，《黄金时代》就是那时构思的。如此想来，王小波一篇小说改来改去写了十年，难道不是为了一个十分郑重的立意？所以李银河说《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宠儿。
我觉得，王小波写小说，除了他的深深热爱，他还要用小说与人交流，并探索小说从思想观念到形式表达的无限可能。王小波说：“在我写过的小说里《黄金时代》是最满意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我希望的水准，所以还要继续努力。”小波去世后，他的朋友张卫民说：“文学失去了一个真正前卫、用健康、最后的生命去赌文学的先知先行。”
王小波的意义，小说家只是一个方面，自由思想家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他的杂文随笔是想用另一种机智、独特的方式张扬科学、理性、独立、自由、宽容的理念。王小波的杂文仍是空谷足音。
2010年
记诗人闻捷
20世纪60年代初，我家搬到北京和平里，与闻捷是邻居。当我们两家刚刚熟悉起来，闻捷一家就搬到上海去了。我还记得，在楼门口的石阶上，我们两家的小伙伴曾惆怅地话别。
一年后，在报纸上看到闻捷的抒情诗《我思念北京》。因为有着对熟人的亲切感，所以读着那绚丽多彩、荡气回肠的诗句，真是又高兴又崇拜。不久，北京的中小学里都在热烈地朗诵着这首诗。以后，便是将印象中闻捷的笑容和对他艺术足迹的关注，重叠在了一起。
“文革”中，听说闻捷自杀了。无限的惋惜中，心中留下了谜似的块垒。直到最近，读了戴厚英的《性格命运我的故事》，才知道闻捷生前有那样一段悲惨而动人的情殇。
戴厚英是他最后的恋人。
闻捷曾描述自己：“我是一个诗歌上的匠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闻捷十五岁加入共产党。十六岁被国民党逮捕，得到上级指示，集体“悔过”出狱。延安整风时，因“说不清楚”，丢掉了党籍。这段经历的阴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伴随着他。闻捷说自己政治上是“庸人”，自嘲中包含着无奈。他是觉得自己政治前途充满荆棘，才转行投入文艺的。他那清新、欢愉的《天山牧歌》当然不能说是匠人所为；后来欢呼大跃进的《河西走廊行》，也不能说他没有天真的“媚俗”。可是，不这样写，还会不会保持当代“著名诗人”的桂冠呢？
其实，闻捷的诗人气质，在爱情中才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戴厚英详细地记叙了她与闻捷恋爱的经过：一个先是受审查者，后来“解放”；一个先是群众办案组成员，后在“一打三反”时又被审查，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腐蚀”了谁。人间自然、真诚、美好的感情，处处受到阻挠、践踏和摧残，因为那是一个一切都不属于自己的年代。当我看到工宣队故意不让闻捷与戴厚英从干校一块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汽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看到闻捷在对他的批判会上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时，觉得闻捷真是个诗人！他终因不能忍受个人情感被污染，而绝然走上不归之路。
的确，一个人如果政治上的真诚不被信任；创作上的才华不能抵御媚俗；感情上又没有一处自由空间，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生存还是死亡？面对这个古老的命题，诗人作了纯属诗人气质的选择。也许只有这种选择，才更能体现灵魂对邪恶的抗争。
闻捷曾被誉为中国的伊萨柯夫斯基（《喀秋沙》的作者）。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不如伊氏生活得幸运。从蓝英年先生的文章中知道伊氏晚年因不愿再写神圣的谎言，又无力追求艰难的真理，也陷入生命意义的两难境地。与伊氏相比，倒是闻捷晚年不得爱，勿宁死，更显出生命的永恒光彩。
戴厚英这本书是写她自己四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她反思着自己性格、思想的成熟历程，并将其放在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反思之中。在她之前，回忆当代历史的文字并不少，却多被流行的观念所过滤，受已然的价值判断制约，距离生活的原貌已经很远，所以，读到戴厚英这样的当事人以亲身经历谈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感受，还是耳目为之一新的。
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