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坐到主席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就此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在表示要贯彻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的意见同时，提出了如何把握政策的问题，并有七个附件。其中第四个附件就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彭真收到信后，于2月1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吴冷西阅。5日，毛泽东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一行乘飞机到武汉东湖，面见毛泽东，由许立群当面汇报。事后，许立群告诉龚育之，毛泽东同意了他和姚溱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政治结论，一个是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当时就把《汇报提纲》里涉及郭老、范老的两句话删了。所以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没有涉及郭沫若。
这个《汇报提纲》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彭真、许立群他们的初衷是想用这个提纲把批判运动约束一下。但这个《汇报提纲》引起了上海方面和关锋等人的反弹，并得到毛泽东支持。于是，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汇报提纲》，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彭真、陆定一等人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路线图，其实是由吴晗而彭真，由彭真而刘少奇，无意伤及郭沫若。但对于郭沫若来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毛泽东说郭沫若作一点自我批评好，郭沫若自然不敢怠慢。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新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郭沫若听后即席发言：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我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
郭沫若虽再不提辞职之事，但对自己的作品来了个全盘否定。这种说法正合毛泽东的心思。当康生让人大秘书长连贯将记录稿送毛泽东时，毛立即指示公开发表。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为题，登在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连锁反应。日本一些作家认为郭沫若受到很大压力。苏联《文学报》也全文刊载，有幸灾乐祸之意。在1965年7月4日的亚非作家会议上，郭沫若作了辩解：“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应该烧掉。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朋友对我表示深切的关怀。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藉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看，郭沫若4月14日的发言未尝不是源于恐惧心理。身为作家、学者，谁愿意把自己一辈子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与其落个吴晗的下场，不如自己先说点过头话，过了这一关再说。这种做法固然出于无奈，毕竟在当时为极“左”思潮助长了声势，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个话柄。
2010年
《一个和八个》与郭小川的命运
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不但在郭小川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这部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它的历史地位怎样被确立？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当代作家命运的关系。我感到，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可以成为《讲话》以后作家命运无常的一个典型案例。
闯入禁区的历史背景
《一个和八个》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主人公王金是八路军的教导员，受到敌人有计划的诬陷，八路军政治保卫部门轻信了奸细的供词，认定王金是叛徒，将他和另外八个惯匪、逃兵、杀人犯关在一起准备枪毙。在监狱中，王金以他的人格的力量，感化了那些惯匪、杀人犯，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人向我军领导人员求情：“我们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可千万不能杀死这个教导员”“天下没有一个人比他再好”。一场新的战斗使行刑暂停。日本鬼子突然袭击，锄奸科长受伤，战士和犯人们听从王金的指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犯人们也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勇士。这个故事塑造了一个逆境中坚持崇高理想的革命者，但同时也触及了一个禁区：主人公是革命队伍内部冤假错案的受害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还不曾有一位作家触及过这个敏感题材。但郭小川却闯入这个题材的禁区，这和他构思这首长篇叙事诗的特定时间背景有重要关系。
《一个和八个》初稿写于1957年5月中下旬。这是新中国政治思想环境的一个特殊时段。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由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艺术界宣讲这一方针，公开发表。1957年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表达了对“双百方针”的忧虑，批评“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毛泽东在其后的两次讲话中都批评这四人的意见不对，《人民日报》社论还说他们的态度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形势极大地鼓舞了期望在创作中有所突破的作家们。“双百方针”调动了他们从题材到思想情感整体突围的热情，一时间，创作干预生活、表现人性、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成为风气，在1957年的5月达到高潮。
郭小川也处在这个环境中。当时，他刚刚从中宣部派往中国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开始写诗。他以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形式创作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政治抒情诗一炮打响，展示了他的天赋和才华，也使他的诗兴一发而不可收。尽管这些政治抒情诗有很好的社会效果，但他清楚这些诗在艺术上有明显的弱点。于是，他自我转型，力求向人性的深处探索。1957年4月，他发表了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讲述了一个从思想到心灵与革命秩序和战争环境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出于精神上的绝望跳崖自杀的故事。因为题材新颖，人物独特，发表后得到圈内人的赞扬。这使他“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新路，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信心大为增长”。
他从自己的经历中，选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题材——革命队伍内部的冤假错案。郭小川在1959年的检查中这样回忆：远在二十年前，我就听了这样的故事：“王明路线”或“张国焘路线”肃反时，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逃生。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几回，就在二方面军中也有过这样的事情，肖劲光就被打击当了伙夫。我在延安参加审干时，就有意写一篇文章（小说或散文），企图用以说明那些被批斗错了的同志，一直没有动笔。
铭心刻骨的是郭小川自己参加革命后的遭遇，他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我对肃反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我因为幼稚、糊涂，自己抓来一顶帽子。……此外，当别的同志和我谈起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为了被审查而发牢骚时，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说到同事的遭遇，还要提到的是王实味。郭小川说：“1940年在延安，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思想上个人主义有所发展，和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里（王实味很会讲话，当时我觉得他好），整风初期曾倾向过他。”“我当时在思想情绪上是与王实味相呼应的”。王实味比郭小川年长，1925年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和理论文章。1937年10月到延安，几个月后被调进马列学院（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编译室，在编译室不到四年，王实味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马列理论书稿。1942年，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写出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以敏锐的笔触揭露了延安生活的“不正常”，受到批判，进而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的莫须有罪名被关押。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王实味与中央机关一起向黄河以北撤退，在转移过程中，7月1日夜晚被杀，置于一眼枯井中。
此外，还有亲人的遭遇。郭小川的妻子杜惠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遭到两年零五个月的关押。据杜惠回忆：我和郭小川甜美的新婚生活刚刚一个月，不料延安的整风学习，转入了审干运动。我在西北公学，因认为整风总结空洞无物，要求重新总结，被康生宣布为“七人集团”成员之一，后又被怀疑为“特务”。又因我拒不坦白，坚持实事求是，很快被投入了中央社会部的监狱，单独关押，戴过脚镣。每天半夜被提审。郭小川在后来的一段文字中写道：“我每夜都梦见你。每天都想到你，日子越久，我越想的是你的善良，你的朴质和诚实，一句话，你不像是特务——”
郭小川的创作灵感最终是另一个朋友触发的，他就是剧作家海默。海默1943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创作过《草原上的人们》《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等剧作。 1957年，海默针对现实生活中弄虚作假的现象，创作了干预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洞箫横吹》，后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68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郭小川在日记中记录下他们50年代的频繁往来。“对海默，因为他比我年轻，我自以为政治上强，又觉得他有‘才’，主观上是想帮助他的。……对他的许多作品都提过意见，我的许多作品，他也看过，出过主意。”郭小川在1957年1月2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顺便去看水华、海默。谈了一会儿。就约他们来家做客。在家里谈了一个晚上。海默对农村充满忧虑，主观主义作风似乎在农村十分风行，而农民生活又极其艰苦，我简直弄不清楚。”1957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十一时回来。洗澡，睡下，但一想到这首叙事诗（《一个和八个》）的结构，就怎么也不能睡了。这首诗，是海默那天谈话所启发的。我打算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只剩下最后的结尾尚待思考以外，大部分是结构成了。”
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题材，过去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缺少外部环境。而1957年的春天提供了这样一个诱发人挑战和创造的外部环境。在这种背景下，郭小川从5月19日到26日，写出了1200行的《一个和八个》的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