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在农村集体户里入党的。分到油田后，因为是党员，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月，她的路便很顺利。她分到油田作业站，聪明能干的桂桂，很快便当了作业站的副指导员；工作不久，为了加强女队的领导班子，就把她调到女队当了副指导员。
因为她的经历，让女钻工们感到她具备当领导的要求，她表达能力强，有组织领导能力。当时来女队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国荣队长能做不能说，介绍女队的事，自然落在了桂桂头上；而一些老队员便认为她说得多做得少。桂桂觉得是个别人有嫉妒心，所以她的心情不够舒畅。这种矛盾后来显露出来了。一次夜里桂桂下班后回宿舍，叫不开门，她便狠砸，屋子里的人说是睡着了，实际上是不想给她开。这就惊动了曾指导员，是他亲自过来给桂桂叫开了门。曾指导员支持她的工作，于是传出他们在相爱。曾文很认真地追查这是从哪儿传出的话，她对指导员说，你这样追查下去有什么用呢，人人都有一张嘴，让她们说去好了。三十多年过去，我问她与曾的关系，她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从来不曾相爱过。1972年4月，大学招工农兵学员，她被保送上大学。这是当时多少青年向往的好事，她成了幸运儿。部队来的苏参谋长和她谈话。她说：上大学可以，我学政治。苏却说：你要学技术，上地质学院石油物探。这不是她的愿望，但她服从组织安排，上了长春地质学院。她的幸运，曾令人羡慕不已。
她入学第一年是补基础课，学习高等数学，学习英语，这都让她很吃力。但她很努力，用女钻井工的精神，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
1973年，召开全省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她当了学生代表。省委知她是闻名全国的女钻井队的副指导员，在研究团省委班子时，要她进团省委班子。团省委书记找她谈话。她不想离开学校，她真的想学习，但领导决定她不能再上学，而要她参加组建团省委的工作。
“我读完大学再工作不可以吗？”她提出自己的要求。当她真想学习不再想搞政治的时候，却让她搞政治了。领导说：党要求你马上到团省委工作，可以按大学毕业待遇。于是，只上了一年大学、刚补完基础课、专业课还没有学过的桂桂，就拿到了大学毕业证。
1973年5月，她到了团省委工作，并被指定当了副书记。她步上了政治的巅峰。
在她开团代会的时候，一个当代表的老师与她相识了。这个老师也是下乡知识青年，他从师大外语系毕业后，到地质学院当外语老师。他比她大三岁，是天津人，春节前回了天津。她到了团省委，便有人说有一封信是从天津来的，她没有当回事。她到团省委后，要到省委党校学习半年。这位老师来找她，听她讲马列主义。老师毕恭毕敬地听她讲。半年以后，他向她正式求爱，并道出了生死不渝的表白。
她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她把他的情况向当工人的父亲说了。老人却不同意女儿的这个选择。老人对天津卫没有好印象。但她没有听老人的话。
1977年10月，她与他在地质学院举办婚礼。团省委的同志和他所在的教研室的人参加，没有大操办，很简单地办了。为祝贺他们的结合，以团省委党支部名义送了四本马列书。朋友们送的是大铝锅和暖壶；地质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分给他们一间房。因为父母不同意她的婚姻，没有来参加婚礼，只有弟弟来了。
一年后，她在这间阴冷的小屋子里生下了她的儿子；也在这一年的10月，她同样以“双突干部”被免去了团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她被分配到了省化工厅的一个地质大队。她仍做团的工作，当了这个大队的团委书记。她曾为自己被免职找到团省委书记。她说，当初我想上完大学，你们说党要我工作，把我安排成副书记，如何成了“双突干部”？她要领导说清楚，她要搞明白，可没有人向她说清楚。团省委书记安慰她说：你这不是“双突”，你先下去好好干，以后还是能回来的。她找了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找组织部门，最后还是到了地质大队。
1984年，她的丈夫以访问学者名义去了美国。她一个人带着儿子留在国内。
儿子从小学上到中学，上到高中，上了大学。他还是没有回来，后听说他在美国有了新欢。她提出了正式分手办离婚。但人不回来，如何办理手续呢？
她找到最好的朋友商量。办法总是有的。她用了冒名顶替的办法，这个男友装扮成她的丈夫，到了街道办事处。
离婚证两个，一人一个拿在手里。
她把离婚证书，寄到了美国，寄到了他的手上。
他接到离婚证书，给她来了长途电话。说接到了离婚证又想起了在一起的日子，他非常难过。
她对他说了这样的话：过去，我们因为不太了解而结合；今天，我们因为太了解而分手。
她今天平静地向我说着这一切。她曾经为此流过眼泪，但当她把这一切看透之后，她如同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我到省城便想见她，但怕引起她的伤心，我只是看看她。她谈得很好，很平静。说到她的儿子，她的眼睛里闪出光来。儿子大学毕业，很优秀，留在北京，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最让她高兴的是儿子知道母亲的不容易而非常孝顺。她说：她要到北京看儿子去，一定和我再唠。我为她的平静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