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王梦奎者，不知是何方神仙，近年来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谈人物、忆往事的文章。有的还能看得下去，有的就让人难以卒读了。而有些以读书标榜的报纸，对这位先生的文章似乎特别青睐，来了就发，也不看看是什么货色。空口无凭，兹举一例。
春天还是更早些日子，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叫《北大旧事续记》，心里不舒服，就剪了下来，可惜忘了写日期。文章一开头，先引述他给张友仁先生的信：“你在文章中提到，郁达夫曾在北大经济系教统计学，我过去闻所未闻。我所读过的介绍郁的文字，亦不见提及此事。郁的较详细的传记，不知是否有此记载。”又说张先生复信说：“郁达夫先生在北大经济系任教一事，文献上没有见到，是樊弘教授亲口说的。”接下来说了些樊弘教授的事，主要仍是说郁达夫在北大教统计学的事。说是他的《北大旧事》发表后，周报的编辑给他转来一位读者从一本郁氏年谱上复印的数十页资料。为了报答读者的好意，也是为了弥补前文的不足，他又看了多少书，其中包括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研究资料》，“明白了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任教的始末”，于是便洋洋洒洒地做起文章来。
我看了只觉得好笑。这位王梦奎先生和他那位同是北大出身的张姓朋友，是故意在这儿演双簧呢，还是真的就这么无知。谈往事亦如同做学问，“说有易，说无难”，可这两个人竟异口同声说起“无”来，一个说“我闻所未闻”，一个说“文献上没有见到”。尤其是这位王先生，说“闻所未闻”多少还能说得下去（不看书，没人给你说嘛），接下来竟说“我所读过的介绍郁氏的文字，亦不见提及”。大概觉得这句话太过头了，又说“郁的较详细的传记，不知是否有此记载”，好像他把郁的不太详细的传记都看过了。
想写文章的由头多的是，但这个由头不敢太大了。我不是什么郁达夫研究专家，也不是什么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仅就寒舍藏书，给二位说几本极普通的“介绍郁的文字”（王语），看看是不是“文献上没有见到”（张语）。近年来关于郁氏的书太多了，不一一列举（绝非客套话），只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的几本吧。
《郁达夫传》（郁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六十五页说：“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北京大学的陈启修（隐豹）要到苏联讲学，邀请郁达夫去担任北大讲师，接替他的统计学授课。”
《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内收冯至的《相濡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文中说：“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隐豹）被学校派往苏联考察经济，他推荐郁达夫代理他讲授统计学。”（该书第62页）
《郁达夫年谱》（陈其强著，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第一百页说：“此次去北京亦是应北京大学之聘，接替陈隐豹教授的课，任统计学讲师，每周两节课。”
研究资料汇编类的书，除了王文中提到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两册）外，还有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研究郁达夫资料》（上下两集），也是在内地发行的。天津的一九八二年出版，香港的是一九八五年出版，均为陈子善、王自立编，两套中都有郁氏在北大教统计学的记载。
上面的书，有传记，有回忆文集，有年谱，有资料汇编，我不知道王先生要看怎样“较详细的传记”，更不知道在张先生眼里，这些算不算“文献”？
事实上，王先生既已看到天津版的《郁达夫研究资料》，就不该说开头的那些大话了。我可以说，王先生在写他那篇文章前，没有看过一本正经的关于郁达夫的书。郁达夫在北大教书一事，爱看点关于现代作家的闲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不必是北大出身，也不必是什么学者。
还有郁达夫在北大代课的薪水，王文中说是“月薪三十多块钱”，肯定不是他瞎编的，是临时从什么书上看到的。我不信。书柜里就有成套的《北京大学史料》，不用翻查了。陈明远的《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第二十五页说，“在一九二四年，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统计学讲师，月薪一百一十七元”，较为接近实情。之所以说“接近”而不说确切，是因为我知道，当年不光是北京大学，别的学校也差不多一样，给教授、讲师的薪水都是凑成整数，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零头的。依此理推算，郁的工资当是一百二十元。这个数目值现在多少钱，那就要看现在的经济学怎样换算了。
寒舍藏书有限，有不妥之处，还望王、张二先生有以教我。一点小小的建议是，做学问不比当官，当官可以假冒政绩，无人追问，做学问则须老老实实，万不可不懂装懂。
二〇〇四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