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是两个明晰的概念。但是在具体界说的时候，又往往缠夹不清。
对于主要依赖虚构而创作的小说而言，能不能臻于艺术的真实，至关重要。读者明知小说是作家编造的，阅读的过程却需要审美层面的共时性真实。读者觉得虚假了，小说家无疑就失败了。
近年，文坛出现了“纪实小说”这样一个新品种。我的这部《攻城》，创写于十多年前，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以人物原型的传奇经历为故事主干，但我认为它不属于纪实小说。我的创作，从来不受什么理论潮流的影响左右。具体的写作过程，是虚构多一点，还是依托真实多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先设定。写得顺手，自己首先就觉得津津有味，便这样一路写来。
不过，也许是题材限定，也许是主观追求，我当时倒是希望自己的本次写作，能够打通“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壁垒。行文过程中，我到底是在虚构，抑或是在纪实？确实连我自己都说不清。这样的状态，也许正是小说家投入其中的一种良好创作状态。
行文到“老人与树”这一章节，我的叙述就近乎全部纪实了。这是我的一点突破，一次尝试。旨在打破壁垒，让虚构与纪实共存。那么，这会造成行文的断裂和阅读的障碍吗？
所自信者，我的叙述功底、行文风格，一以贯之。这不仅有助于我打通那道叙述的壁垒，或者也将能使读者顺利跨过阅读的障碍。
“大老虎”
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初几十年，各项运动不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先有个“镇反”运动。镇反，是镇压反革命。这和人们惯常理解的历史上的情况有所不同。历史上，改朝换代，新君登基，似乎都要大赦天下。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之类。当然，封建王朝不能与革命政权同日而语。这中间没有可比性。这且存而不论。
“镇反”之后，接着有个“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什么的。主要是反贪污。就是在“三反”运动中，我父亲被打成贪污犯，开除了党籍。打击贪污，当时的名堂特别，叫做“打老虎”，大贪污犯呢，便叫做“大老虎”。
当时，我四岁多的样子，只有些朦胧的记忆。好像还为父亲是个“大老虎”而格外骄傲。事实上，一个曾经的地下工作人员，被开除出党，对家庭家族、妻小子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不仅是父亲个人一生的政治污点，也成了笼罩在整个家庭头上的一个无法祛除的梦魇。
父亲到底贪污没有？如果他真的是个贪污犯，做儿子的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严酷事实？
我在这样的梦魇中渐渐长大，也渐渐理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发家致富，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的极普通的梦想。贵为天子，尚且要衣锦还乡。项羽说，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这个最后失败了的楚霸王被人讥为沐猴而冠者。胜利者刘邦拥有了天下，果然荣归故里，高唱《大风歌》，踌躇满志问他老爹说他的财富“孰与仲多”。何况平头百姓，草木之人。
如前所说，先头我爹干脚行，当过大工头，挣下的现大洋源源不断捎回家乡，爷爷名下置买了几十亩地。临到土改，爷爷去世，老弟兄们分开田产，一家有十亩地。一家十亩地，在我们老家却只能达到下中农的水平。“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土地已不容许买卖，我爹和他的老弟兄们只从赤贫户奋斗成个下中农，憾恨多多。当然也很后怕：要是“土改”晚来几年，咱家折腾成地主富农，被夺去田产、分光浮财，还要被烙铁火鏊老虎凳斗个贼死然后扫地出门，那才叫“孰与仲多”哩！
但父亲是那种不甘平庸的人，骨子里不想只吃那种一般情况饿不死人的大锅饭。总想有所作为，总想与众不同，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强调自我。
做地下工作时，父亲与母亲在太原建立了家庭，作为交通站。为掩护交通站也为筹措活动经费，经上级批准由我爹出资开过一间杂货店。他是东家，大号张贤禄，掌柜的叫李德骐，管账先生是陈盛谋，三个人名号中各取一字恰是凑了一个不坏的字号“贤德盛”。我母亲也就顺理成章当上了内掌柜老板娘，算早早参加地下工作因而日后有资格办个离休。我爹当东家、开买卖，富发不富发？单是营救同志，我爹个人出资就花去了大洋三千七百元。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干的还是脚行，依然是带领指派苦力工们给发电厂卸煤。但他的身份不再叫工头，而是叫运输部主任。每月薪饷小米八百斤，折合纸币七十多块。手头尚且有几个闲钱，既不许买地当地主，他就在杂货店的基础上扩展铺面搞了一个裁缝铺成衣庄。注册招牌顺从潮流叫做“新华国旗店”。简而言之，他是瞅准空子抓紧机会一门心思要富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清算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号召党员带头发展资本主义。正在那一段，我爹的国旗店拥有机器七八台、雇员十来名、资金上万元，老爷子当年刚满三十岁俨然就成了一位青年企业家。若是晚生三十年，到80年代欣逢了改革开放，他也许就会受到表彰胸佩红花甚至登报上电视。然而，他的命运不济大大走着背字儿，“三反”运动突然开始，本来可以利国利民利己的国旗店被抄没，他还给打成了新把头贪污犯，也就是“大老虎”。
据说，贪污犯重则枪毙轻则判刑，老爷子多亏做过地下工作，有些功劳苦劳，将功折罪、法外施恩只被清除出党了事。这就好比过去的举人秀才身有功名，可以不给门神土地叩头、上县大堂长揖不拜，违纪犯法可以革除衣冠作为处分从此是为“白身”。老百姓更叫这是“白皮”。那样的时代，各项运动不断，委屈个把人算什么，我家老爷子做过地下工作，不曾升官发财却成了一张“白皮”，又何值一哂。然而，不知是沿用“连坐法”还是“保甲法”，爹的历史问题却始终影响着儿子的进步，比如我的入团、参军、入党、提干之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话很入耳很温和很安定团结，但这只是针对受害者讲的。管档案的却不肯让过去的就平白过去，一味刁难纠缠不休。所以，我当年虽然不敢公然埋怨父亲，要求上进受到牵连则总想把事情问清楚。每当那时，一向开朗豪爽的父亲就像接了报丧帖子，面色灰黑挨了女人鞋底一般，鬼打了似的，仿佛又一次面对了冤枉的审判。
按理，他开办国旗店不合潮流，停办了不就是了？资金财产叫人眼红，没收了不就完了？怎么又弄出贪污案的呢？
父亲尽管不愉快，但又不能不面对我的询问、疑问乃至质问。片片段段的，我渐渐弄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一个情况，他的上级出了事儿。晋冀二分区城工部这条线上的，大多受到了冲击。进城之后，原先各大根据地山头派系林立，免不了相互挤压。做过地下工作的，多数失势。城工部长孟建夫被开除党籍，官贬三级。当了化工厂工会主席的张岳飞也被开除，关了禁闭。王林被逼不过，投水自尽。这是一点客观态势。
一个情况，运动来了如山倒，玉石俱焚。“三反”运动上级下达了指标，各单位必须打出多少“大老虎”，限期完成任务。我父亲撞在枪口上，在劫难逃。
具体说来，也有点戏剧化的由头。我爹从日本鬼子占领太原时代就当着大工头的脚行北工房，主要活路是给发电厂卸煤。卸下煤炭，工人要使筐子扛上煤台，所以那活儿老太原都知道叫“扛黑煤”。新中国成立后，扛黑煤的苦力还算电厂的外佣工，我爹的上司当了发电厂的党委书记，我爹的身份便不再叫工头，变成了正式职工并且荣任了电厂的运输部主任。正是政权新建，务要肃清敌特。但工厂保卫科呼叫苦力工们去询问情况，却一律使手铐手枪押解了，工人们就十分不满。怎么？比国民党还凶啊？情况反映上去，上级很重视。派员下来调查，重点来问我爹，以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地下党员的言语作准。我那老爹却不会编假话，也不懂三缄其口的计策，说了亲眼所见的实际情况。结果，保卫科长停职检查，去住党校。而“三反”运动随后开始，那保卫科长恰就住罢了党校、提高了觉悟，以“三反”运动工作组组长身份重归发电厂。这样一来，虽不好说那保卫科长挟私报复，我爹被当做运动的重点则是爱你没商量。
工作组先把我爹突然监禁是为隔离审查，开始逼供。同时在运输部垛了五十袋洋面，让苦力们放开肚儿白吃，只要勇于检举揭发“大老虎”，不上班照样开工钱。运动嘛，是得有个运动的样子。过来人见识多多，谁个不怕。我爹却是一个犟种，没贪污硬是不肯承认有贪污。三伏天给穿了皮袄，旁边烧起烘炉大火烤那“大老虎”；渴了没水喝，要喝就是苦力们洗澡塘子里舀来的浮沫。耗到三九天，你就甭烤火，牵到水塔下边浇冷水，冻那“大老虎”；冻成冰壳儿再拿棒子敲碎，剥出“人仁儿”来继续斗争。我那犟种爹做地下工作时，被鬼子灌过凉水，灌鼓了肚皮使杠子压，压得口鼻喷水屎尿满裆；又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脚后跟那儿垫过三块砖。那样的刑法之下尚且保守秘密坚不吐实，何况这点子折磨，何况还是要你诬认谎状。
但老话说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那刚硬的父亲到底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我问他：“那你后来为什么就承认了？”父亲惨然一笑。
一者，他如实对我承认是有点寒心啦！脑袋掖在裤腰边跟着共产党干了一场，落到这般境地，想不到也想不通。二者，他是对运动确实害怕啦！再顽抗下去说是要交给群众“乱棍打死”，那样的话就太可怕了，死了还不是白死。怕死不当共产党，他却十分怕死。蝼蚁惜命，不稀奇死后平反昭雪开追悼会的高级待遇。他很低级而卑俗，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着。况且眼看捞不着好死，会死得十分痛苦而惨烈。
于是，我爹当下呵呵一笑，招了。
保卫科长也笑了，说这不对啦！
这也确实应该说是“坦白从宽”。否则，抗拒下去一命呜呼哪里笑得出来，又怎能欣赏到科长的笑容。
贪污款项共计三千九百元整。罪犯供认不讳当堂画押。
贪污款，必须立即退赔。三千九百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苦力工，不吃不喝，要连干四十年。一斤小米七分钱，一颗鸡蛋二分半，贪污那么多小米什么时候吃得完。如今勒令退赃，哪里偷那么多鸡蛋去。尽管父亲平素为人疏财仗义救苦急难相处了些朋友弟兄，今番伸手求告，到底不是当年解囊相授。实在没法子了，只得回老家筹措。原来血浓于水，自家弟兄借也究竟容易些。大伯卖掉了他的驴，四伯攉尽了他缸里的米。千辛万苦终于将贪污款尽数筹集齐备，一块蓝布包袱皮儿整整齐齐包了，呈交工作组当面清点无误交割明白。发电厂贪污大案一举结案，“大老虎”只从轻发落开除党籍了事。
父亲被开除党籍，自然从此就是白皮。倒是没开除公职，还可以在发电厂上班。但由于工资低，借钱归还债务压力大，一个曾经的大头儿，也不好混在熟人堆里扛黑煤，他干脆扔掉工作自己另外去找能赚大钱的活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保存工龄以利日后退休还缺少认识，父亲的情况又是火烧眉毛顾眼下。当时，尚未公私合营，拉排子车搞运输还是个体经营，比较来钱，自然劳动强度也足够大。一人驾辕二人拉套三个人能拉四五吨货，那真是比牛马还卖命。老爷子脚行出身，本来就是好苦水，于是一条套绳襻上肩，从此拉大车。挪了地方没改行，还算脚行；干一回革命遭开除，依然白皮；只多了一个贪污犯的名头，背了一身债。
父亲刚满三十，遭逢了这番挫折，当时我才三四岁。可以说全然不存什么记忆，只留有若干朦胧的印象片断。便是这些片断，怕也是大人们陆续讲述给我的居多。
我爹被审查扣押期间，人们历来的习惯说法是给“扣”起来了。我那时在村里见过扣麻雀，是用铜盆或草筛设置的机关。绳子拴了一根小棍，支住草筛，草筛下面撒些五谷引诱麻雀来叼食，这儿扯动绳子，草筛扣下。我还见过杀了猪防止狗来偷吃，人们使大铁锅扣住猪肉扇子，大铁锅上另外压上大石头。在我的想象中，父亲就是被扣在大铁锅底下。我替他感到憋气与黑暗，似乎还做过那样身临其境的噩梦。
父亲出了事儿，祖母曾带我赶来太原。老太太的儿子虽多，但十指连心，哪个儿子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想见见她的六儿，当然不被允许。这期间，我家生活陷入极度困难。据奶奶讲，邻家孩子吃罢梨，扔掉了梨核儿，我竟抢着拣起来，任谁都夺不下。我把梨核儿、梨籽儿包括梨把儿统统嚼食干净，母亲要呻喝我，见祖母在一边落了泪，也就罢了。长大后，我还专门嚼食过梨核儿，它是酸的。因而读清人金圣叹故事，读到他临刑前与儿子的联对：“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便怦然心动。
为给奶奶散心，我妈还带我们上过公园。那时，太原就一个公园，当初叫人民公园，如今叫儿童公园。早先沿了湖边关些虫豸，这儿就又兼作动物园。看到狼们在笼子里惶惶地往来折返寻找出路，那眼神令人不由顿生恻隐。直到回了村里，奶奶还尽日念叨：
“见那些虫豸们关在笼子里，眼丢丢的，心里头实在是不忍哩！”
而我第一次见到老虎，它的雄伟漂亮使我骄傲地大声当众宣告说：
“我爹是‘大老虎’！我是‘小老虎’！”
听到我这样孩子气的话，熟人们都笑，笑得怪模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