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从合作到分裂（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其实完全是由苏俄一手策划、导演成功的，完全是基于其自身的国际政治意义。当时的苏联受到西方列强的围堵、封锁，很希望能从国际上得到支持，哪怕是贫穷落后的中国，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摄于列强的压力，对于苏方给予的各种优惠条件（包括归还沙俄时期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却不敢买张。于是苏联不得不不遗余力的帮助新生的革命力量，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过由于仍处在幼苗期，对中国革命起不到决定作用，共产国际有心扶持，但收获期太长，他们等不起，乃退而求其次——大力推动国共合作。希望****借助国民党的土壤迅速生根发芽，壮大自己，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再承担领到中国革命的重任。
苏联的援助，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壮大和成功。尽管，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满和摩擦，但是，孙中山看得很清楚，苏联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只是苏联方面万万没想到他们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却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
说白了，这一段短暂的合作充其量算是共产国际主持的一段包办婚姻。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了容纳共产党，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
****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以列宁主义为宗旨，以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张本，强调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通过下层无产的劳动阶级对整个上层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根本铲除造成社会分配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度。因此，****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也开章明义地说明了它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即剥夺资本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显地对这个还只有五十几人的小组织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苏俄如果不能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在中国将一事无成；****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多少前途。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过决议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次年6月****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赞同党内合作原则的决议。随后，约有400余****党员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如孙中山一接受陈独秀等入党，就指定其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进而，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鲍罗廷来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25%。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党员。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党员。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党员。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一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
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迅速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展开的摩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属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来解决类似摩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支，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已知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200万卢布援款外，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莫斯科出资270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财政建立中央银行提供贷款1000万中国元。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然而****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5年1月，****“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