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兵力大损，部队不经休整，已经无力再战。但强大的****不会发什么善心，还是会继续“追剿”，红军为了避战，不得不翻越老山界，进入湘西南深山地区。
老山界也叫越城岭，从赣粤湘交界的大庾岭到湘桂交界的越城岭，五岭东西走向绵延1000多里，南北宽200多里，五岭的主峰猫儿山海拔2100多米，为华南第一高峰。
老山界是红军从江西出来以后所过的第一座难行的高山。山势陡峻，群峰林立，人烟稀少，是瑶族聚居区。****很难上来，红军则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不能不爬这座大山。爬过老山界后便是湖南，往西再走不远就是湘西南的边陲小城通道。现在面临的是：全军向何处去？
红军的目的是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基本等于公告天
下，蒋总司令在通道的东面和北面诸县构筑碉堡，集结了近20万军队，又布置一个大口袋，现在就等等待红军来钻了！这时的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则正好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那将又会是一个比湘江之战还要凄凉的结局。
但是，湘江之战虽然遭致如严重后果，却也顺带制造出了几点有利之处：
一、中央红军被迫扔掉了那些导致走不动路的盆盆罐罐，从此部队自由多了。
二、全军人心大变，“三人团”威信尽扫，不仅刘伯承、彭德怀、****这样的部队头脑敢于将不满变成“脏口”骂话，就连老实宽厚的朱德也忍不住了，朱老总在湘江战役之后痛心疾首：“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三、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从此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异常，有老帅回
忆说，博古甚至几次拿着手枪在自己头上比比划划，这样，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就落到周
恩来、朱德肩上，李德虽然顽固不化，也不得不放弃了军团以下的部队指挥权。
四、为******重新出山指挥部队开了那么一道门缝，设想：假如没有湘江失利，很难想象有******的出头之日！最起码截至目前，最高“三人团”还没有承认反“五次围剿”的失
败，对外宣称的是北上抗日，对内传达的是打到外线去，主动进攻革命的敌人。
最关键之处：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开始反思******的军事观点，从此之后才开始明确表示支持******复出参加军事指挥。
其实，这长征的初期，******地位上靠边站，行动上可没有闲着，一路趁身体有病，在担架上与挨边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王稼祥不断沟通，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已经成功说服了这两位支持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现在加上“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博古、李德身后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实力大于他们的政治同盟――还没到结成集团的地步。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其矛盾的两面性，哪怕是惨败，其中也会孕育出让人预料不到的另外可能。难怪我们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鼻祖老子这样告诉人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12月12日，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之一。中革军委部分委员在通道召开会议。通道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集会”，这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
****中央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1971年7月7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来的党史及各种书中才开始出现了通道会议这个说法。
湘西南的通道县，是一个侗族集居的不太有名的小县。取名通道县，也确实具有“通道”之义：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位处湘黔桂交界，贯通三省。
十二月十二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9３4年12月12日至2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锦屏县和湖南通道县境进入黎平县。****指挥一军团为全军前锋，其二师先头团从锦屏县三里驿、平茶，经界牌进入黎平县境马家团、猫耳塘、潭溪、十万坪、洛团、草鞋铺、花坡、五里桥等地区。
14日中午，一军团二师先头团在五里桥与王家烈的黔军遭遇了。
贵州军阀王家烈，所倚重的只有一个2５军，下辖21个团，但当时所部1５个团正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4个团驻防贵州省会贵阳一带尚未出兵，驻防黎平、永从、榕江、锦屏、天柱的仅有2５军4旅第1５团、第7团（团长毕骏驻黎平）及几县“民团”，黎平前线，王家烈实际能指挥得动的仅有一个团。
黔军管理落后，武器差，官兵大都吸鸦片烟，却赢得一个远扬的大名：“双枪兵”！不过，这个双枪不是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那个双枪，而是士兵们除了手中的大枪之外，一般还个人再配备一杆鸦片抢。这种部队却也并非毫无战力，士兵们过足了大烟瘾之后，还是能兴奋一时的！尤其是，黔军打仗不怎么样，爬山可有两下子，据有关资料记载：黔军士兵一般战斗刚打响就一哄而散，不一会就能把同样擅长山地行走的红军甩开老远。
这种部队用来阻击防守却是“大材小用”了，所以，一军团没有遇到像样的阻击。12月1３日，红军在洪州寨石坳发起的攻势作战；12月14日，在中潮镇羊角岩突破黔军阻击；同日，****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攻击同古，击溃黔军第1５团。第一师在黎平城发起的攻城战，一路摧枯拉朽般击溃黔军周芳仁部，顺利占领了黎平县城。与此同时，中央军委的一二纵队和第三、第五、第八军团的先头团，也于1３日从湖南通道县播阳进入黎平县。1５日，黎平各界士民夹道欢迎红军进入黎平县城。
红军攻占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在黎平城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一九三五年元旦，******出席****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此时，王稼祥向******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同志出来。
1935年1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全省，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两岸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好似利剑，直刺青天。江面上波涛汹涌，最大水流速度每秒钟在两米左右。河床、河岸都是石灰石，江水清澈见底，但明暗礁石很多，自古就有天险之称。整个乌江防线，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等大小渡口十余处，全长约100公里。
负责乌江防线的侯之担怀有独霸黔北的企图，妄想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在乌江一线严密布防。他甚至夸口说，****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中革军委为打破敌军的企图，规定1935年1月1日红军的行动如下：红一军团以红二师加强军委工兵2个连，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架桥，以便红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渡江；红一师进至回龙场及其附近地域架桥，以便军团主力由此渡江；红九军团应在回龙场、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区掩护红一军团之侧后，并受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第四师应前进至清水口渡河点之地域，准备架桥。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对岸守敌1个营立即向红军开火。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一群敌军仓皇向山后逃跑。杨得志立即和黎林一起到附近村庄调查，发现村子里不仅无船，就连一只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难以找到，船渡显然是不可能了。架桥呢?不要说没有材料，就是有，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也是不行的。凫水呢?湍急、汹涌的波涛将毫不费力地把人吞没。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杨得志忽然发现江里漂着一根很粗的竹竿，于是决定扎竹排，乘竹排过江。
当日下午，他们以8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乘竹筏偷渡，但没有成功，8名勇士被巨浪吞没。当晚，红一师又立即组织第一、第三两个团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为突击队，进行夜间武装偷渡。突击队在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的指挥下，迅速地向对岸划去。当听到对岸发出的两声枪响以后，杨得志立即命令另一只竹排向对岸出发。对于当时的情景，杨得志后来回忆说：
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只竹排，弦上飞箭似地出动了。几乎同时，我们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一齐开火。竹排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破浪启程了!
不多久，只见对面山顶上红光闪闪，红光中夹杂着“通通”的音响，听声音我知道那是手榴弹在敌堡中爆炸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接着，我们又听到步枪、机枪吼叫起来，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了一片。
……
天险乌江终究被我们突破了。
2日上午，红一团用火力封锁对岸，迫使敌人不敢下到江边，以防其破坏已拉起的跨江绳索。红一团还同红三团一起赶扎了30多个竹筏，然后把竹筏连接起来，迅速搭成浮桥。
下午3时，强渡开始。红一师在岩门地区集中红一、红三团所有轻重火力，向对岸老渡口和观音寺工事里的守敌猛烈射击，掩护红一团在渡口狭窄处强渡。军团炮兵连准确地将观音寺破庙打得瓦砾乱飞，摧毁了黔敌第八团第一营设在这里的工事。至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残敌向嵋潭方向退却。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带领第四团为前卫，于1月1日逼近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分新老两个渡口。新渡口在上游，江面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游，江面宽120米，两个渡口间相距约3公里。渡口两岸悬崖绝壁，过江必须先从南岸下5公里极陡的石山坡才能到达江边，到北岸又须上5公里陡峭的石山坡，才能到达通往遵义的大道。
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为了解敌情，对对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北岸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而渡口上游的新渡口，敌军配备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因此，师、团领导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渡口上游的新渡口。
1月2日上午，红四团突破乌江的战斗开始，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但没有成功。晚上，部队又组织18名勇士乘竹筏在新渡口偷渡。结果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当时上级并不知道毛振华等已偷渡成功)，其余两只竹筏都被急流卷了回来。
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到渡口告诉红四团，追踪红军的薛岳兵团离后卫部队不远，军委催促红四团迅速完成抢渡乌江的任务，并派军委工兵营(2个连)归四团指挥。红四团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情绪激昂，纷纷向团部请战。红四团党委也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多个竹筏，立即强渡。
3日上午9时，强渡重新开始，老渡口仍以小部佯攻，将军委工兵营放在这里，冒着敌火力架浮桥，声势尽量做大些，吸引敌人。在上游新渡口，把赶扎的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头，由二连连长杨尚坤带队主攻敌老虎洞脚的工事。老渡口的佯攻最先开始，机枪不断向对岸猛烈射击，担负架桥任务的军委工兵营冒着敌人的炮火，扎筏架桥，引来了北岸敌人各种武器的射击。接着，上游小渡口的强渡开始了，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三个先导竹筏上的勇士们勇猛地向对岸冲击。这时，头一天晚上偷渡过去隐蔽在对岸峭壁下等了一整夜的毛连长他们，突然向岸上发起攻击，打得敌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渡江战士乘机占领了滩口阵地。接着，后面的竹筏陆续放了过去，一营迅速强渡过岸，一面向山上的敌人攻击，一面向大渡口方向发起进攻，并抢占了北岸几个高地。但未几，敌以强大的兵力和火力夺回该高地，迫使我一营退守江边，形势十分险恶。
在这紧急关头，一直坐镇团指挥所的师长陈光，派军团炮兵来支援，并亲自指挥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打三发炮弹，把从山坡上向滩头阵地冲击的敌人打死一大片，红军趁势反击，将敌击退。与此同时，工兵连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指挥下，加紧扎筏架浮桥。
经过1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3日上午乌江浮桥架成。下午，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等顺利通过了浮桥。******走上了浮桥，不住声地赞叹：“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在左纵队红三军团方面，其西渡清水江的主力，已先后在洛旺渡、水口渡、龙渡架起了浮桥，大队人马桥走船渡，加快了前进速度。红四师从洛旺渡过河后，先向北行，至毛坪附近的干溪寨分为左右两路，分兵直插乌江桃子台渡口和茶山关渡口。3日拂晓，在孙家渡的红五师第十三团再次组织强渡。强渡时，红军以炮火轰击北岸守军的工事，打死其机炮营长赵宪群，使敌军心开始动摇。这次攻击，红军一部登上北岸，与敌第五团第一营激战，重创该营。但因过去的人少，不能立足，只好乘筏撤回南岸。连日抢渡未成，红十三团总结了教训，决定在上游几百米处，隐蔽地将木排、竹筏在岸边连接起来，目测好河面的宽度，将连接起来的竹筏下一端固定死，上游一端做活结，准备再次强渡时，利用水的力量把连接的竹筏横送过河对岸，便成一座浮桥。1月3日午后，红军开始最后一次强渡。以一部乘零星木排强渡，以一部在上游等着预制的浮桥放到对岸时，去消灭北岸守敌。浮桥放摆成功，南岸两三千红军战士奋勇从浮桥上冲锋。红军攻势猛烈，守敌撤退至遵义集中。6日，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红四团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红星奖章一枚，奖给红四团一营营长罗有保，机枪连连长林玉，二连连长杨尚坤、政治指导员王海云、青年干事钟锦友、班长江大标，红二师师部王家福，红四团王友才、唐占钦，红六团赖采份、孙明以及曾传林、刘昌洪、钟家通、朱先宣、林文来(新战士)、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等，每人军衣一套。
1月5日，红九军团占领湄潭，驻守县黔军第8团溃退凤岗。红三军团进入遵义懒板凳。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由团溪经龙坪向遵义进发，在深溪歼黔军第1营。22时36分，中央军委电令我各路红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24时，红一军团向所属各部队下达《关于进城执行政策的规定》。
1月6日，红一军团第2时在遵义城外桑木垭至丰乐桥之间与黔军侯汉佑部交战。晚黔军溃败，红军将黔军俘虏押在遵义城南门。俘虏叫开城门后，红军冲进城内与黔军激战。黔军教导师副师长、遵义城防司令侯汉佑从遵义北门退往板桥。红五军团集中猪场，并以一部扼守乌江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渡口。
王家烈电报：“匪大部渡过乌江。支日分陷湄潭、团溪、向遵义压迫。七在乌江南岸一部约3000人，经中坪、龙旺河西窜，微午逼近开阳”。
1月7日，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城，一军团向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扩大占领区，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晚21时40分，中革军委在团溪致电各军团及军委纵队：“我2师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正乘胜追击中，我野战军已到达预定的集中地域。。”
遵义是黔北首府，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贵州第二大名城，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特产的集散地。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和楼房，显示出市面的繁荣和物产的丰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1月7日，****命令红一军团二师部队进占遵义城后继续北进，准备占领桐梓，兵锋直
指娄山关！同时命令第一师部队进驻遵义休整。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分别集结于滥板凳、珠场、湄潭地区，各以一部兵力阻击敌人，主力进行休整。同时发动群众，扩大部队，10天之内就有4000余人参加红军。
九日，****中央及军委纵队开始进驻遵义城，纵队司令刘伯承兼任遵义城防司令。******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九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王稼祥等向****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⒃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遵义会议后，******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当时的战争形势是：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了“****”红军的出路除了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有北进川陕边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已经下决心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
将“****”残匪消灭！具体措施是：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到了1月中旬时，薛岳兵团2个纵队8个师已经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至乌江南岸；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懒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蒋委员长闹这么大的动静也不单是为了区区三万红军残兵，入黔追剿共军是一石二鸟之计，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巨大隐患，总想拔去，按总裁本人的话说就是：“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只要掌握贵州，委员长既可扼桂，又可图滇，因此不惜重兵，大修碉堡，以图长期据守，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的，因此，黎平会议和后来作出的诸多决定在战略上是不切实际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