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湘、黔、滇，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重要的决策
在红一、四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四川的西北地区之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就成了长江以南——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最重要的柱石。从地理位置看，由于它处于长江中游，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因此，蒋介石决心在“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大批军队，组织新的“围剿”，企图打击、消灭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认为前次“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只使用了湘、鄂两省的地方军，而且指挥不够统一。因此，这次“围剿”军的组成则以曾和中央红军多次作战的中央军嫡系、半嫡系军队为主。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初开始，他一方面以原有湘、鄂两省参加“围剿”的兵力，共约八十六个团，巩固和增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封锁线；另一方面由鄂、赣增调孙连仲纵队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共约四十二个团，到五峰、澧州、石门、慈利之线准备进击。同时，还调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三个团）到长沙、岳阳防守，调第一○二师、第一○三师配置在利川、宜昌作预备队。为协调“围剿”的部署，在湖北宜昌设立了行营，由陈诚代蒋介石统一指挥。此外，在经济上则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更加严密的封锁，以造成红二、六军团补给上的更大困难。敌人的计划是：以原来的“围剿”军在以大庸、永顺、龙山、来凤、鹤峰、走马坪为前沿的袋形阵地上筑碉固守，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南、西、北三面实行防堵，限制红军机动；以新调来的孙连仲纵队和樊嵩甫纵队为进攻部队，从津市、澧州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推进。妄图将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聚歼于龙山、永顺和桑植之间。
九月初，****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认为面临的敌情是空前严重的，同时也认为：“日本正在企图（占领）华北，白区反帝斗争高涨，宁粤冲突呈现紧张”；“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开始突破敌之封锁，进入成都、雅安附近活动”；红二、六军团已有很大发展，并积累了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增强了粉碎“围剿”的信心；东征的胜利，开辟了新游击区，筹集了资财，发动了群众，壮大了自己，整训了部队，这都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一致确认，反“围剿”的困难虽然增多了，但在原有苏区还是具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的。当时，拟定的作战方针是：“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方向之敌。”在国民党军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红二、六军团为了争取主动，九月上旬，自动撤离津市、澧州，集结在石门西北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一带，寻机破敌。
但是，国民党军新的“围剿”战略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不再是长驱直人，急进猛追，而是逐段筑碉，交替前进，采取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自红二、六军团撤离津市、澧州地区之后，国民党军一直是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紧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最后再寻找有利时机，与其主力决战，以达到彻底消灭之目的。这期间，红二、六军团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曾在苏区东部的白沙渡、分水岭地区寻找战机，但未能如愿。相反，国民党军对红二、六军团的堡垒封锁却越来越紧，红军能够活动的地域在一天天缩小，情势日益危急。而这时，红二、六军团与****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通信早在七、八月间即已中断，根本无法取得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处在一个要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进行决策的紧要关头。就在这个时候，九月二十九日，红二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当时，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非常高兴也非常警惕，当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即收到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共同签署之回电，电称：“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以后，中央曾对电台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原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调整到红军总部，后来被坚持分裂活动的张国焘所把持，因此，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以及所用密码也被张国焘控制。九月三十日，以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虽讲“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但实际上，此时张国焘已经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央已经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
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电台调整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也一无所知，还以为与中革军委的电信联络已经恢复。
****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于十月上旬，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因红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和湘鄂川黔苏区东部地形不利，以及其他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当前敌情下继续活动在不宽广地区来打破敌人新“围剿”是困难的；建议主力转移到黔东石吁、镇远、黄平地区活动，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十月十五日，朱德、张国焘复电，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指示：“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以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接着，十月十九日又指示：“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此电还说明两电是一些建议，如何行动为宜，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
接到朱德、张国焘的上述指示后，红二、六军团于十月十七日和十月二十二日，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进一步对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时，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突围后转移到石、镇、黄地区；二是突围后在现在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十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从磨岗隘陆续回到桑植中心地区后，于十一月四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是，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认为：敌人从九月开始组织的第三次“围剿”，规模比前两次更大，兵力由第二次“围剿”的八十多个团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多个团，并且已经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线；湘鄂川黔根据地虽然经过一年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还没有完全消灭，群众也未得到充分发动，后方还不够巩固；苏区面积不大，且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沉江、澧水，西面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由于经济落后加之国民党军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兵员、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补充和供应极为困难；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到西康和四川边界，红一方面军也已渡江北上，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已陷于比较孤立的地位。会议认为，在上述情况下，继续坚持在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斗争，确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而突围之后若不远去，敌人进入根据地，依托现有之碉堡阵地对我军作战，我军虽可能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难以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样也就不可能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恢复原来的根据地；若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依靠，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困难，力量被削弱，甚至可能招致最终失败。根据上述分析和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的精神，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远征至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从刘家坪一带出发，向石阡、江口转移
刘家坪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即根据会议决定，部署转移行动。为了加强主力部队，新组建了红五师、红十六师两个师部又五个团：即红五师的十二团（由鄂川边独立团编成）、十五团（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成），红十六师的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由红十八师的五十二团、五十四团改编）、四十八团（由龙永独立团和永顺独立团合编）。同时，还由机关裁减部分人员补充了主力部队。上述部队均随主力行动。留下红十八师（辖五十三团和新组建的五十二团）在龙山、桑植、永顺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的转移行动及地方组织的秘密工作；如斗争条件确实不利或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则可向黔东转移，与主力会合。当时估计，在红军突围后，敌重新部署追堵，我有短时间间隙可利用，决定逐步向湘黔边转移（不直接走到），尽量避免部队减员。拟先进至湘中沅、资两水地区，进行补充、筹款、扩大抗日反蒋宣传，发动群众斗争。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争取在广大堡垒稀少地区集中力量击敌于运动中。先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嵩甫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
根据上述部署，十一月上、中旬，红二、六军团所属部队集中在桑植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前的各种准备。首先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说明当前形势，提出以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并进行革命战争特点的教育，坚定部队的胜利信心和决心，为实施广泛机动作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其次，对部队中的老弱妇女儿童、重伤员、重病员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和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吸取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以往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坚决精简了行装，每人只带三天口粮、两三双草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即告别湘鄂川黔根据地，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和沉江防线，红军日夜兼程疾进。先头部队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于二十日夜到达大庸和溪口之间澧水北岸的张家湾，第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亲率一营，乘着木排、竹筏，奋勇抢渡，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对岸敌人的工事，控制了渡口，搭起了浮桥。后续部队有的通过浮桥，多数从张家湾上、下游不远处找到的徒涉点，强渡了澧水，从而，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战斗中，团长王烈、湘鄂川黔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不幸牺牲。强渡澧水之后，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侦察队及红十六师即兵分两路向沅江进发。两支部队不顾疲劳，兼程前进，连续行军一百五十余里，于二十一日晚分别抢占了沅江北岸的洞庭溪和大宴溪，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控制了沅江江面。随后，红六军团侦察队和第十六师又俘虏了乘三条船到大宴溪布防的敌军一个营，共三百余人。至此，红军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二、六军团渡过沅江以后，立即按预定计划展开。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红二军团四师占领了辰溪，五师占领了浦市，六师占领了溆浦。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十六、十七师分别占领了新化、兰田（今涟源）和锡矿山，军团部进入了新化城内。这样红二、六军团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
红二、六军团占领这些地区后，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泛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并积极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早在八月间，****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就接到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曾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团体、军队联合起来，组织统一的革命战线。宣言的发表，是****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策略路线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指明红军的任务是：作为中坚力量去组织和团结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斗争目标进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等主张深得人心，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地区后，动员群众的工作很快便产生了效果。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直接主持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很有成效。他还起草了一个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红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说：“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有着极大的义愤，一经红军宣传和发动，许多学生和青年，踊跃地参加了各种救亡活动和抗日团体。在这期间，共建立了三十八支“抗日游击队”，有队员一千七百多人；还建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组织。有着革命传统的锡矿山工人组织了一支名为“抗日救国先遣队”的武装，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红军，同时，部队也得到发展，红六军团在新化一带扩大了一千多人，红二军团在辰溪、溆浦扩大了二千多人。
红二、六军团每到一地，都抓紧时间发动贫苦农民，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谷子和财物。群众看到土豪劣绅受到了应有的惩办，又分到了粮食财物，都非常高兴，革命精神随之奋发起来，很快形成了一股投奔红军闹革命的热潮，纷纷参加红军。两个军团在城市中严格执行了“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们初到时，因为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停顿了；后来经过红军宣传，又看见红军只没收“盐运局”的财产，对一般私营企业一个也没有动，商人纷纷开市，照常营业。
在筹款和收集物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共筹得数万银元。红二军团还在辰溪截获了敌人的运输船只，仅布料就缴获了两万多匹。
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湖南中西部，宣告了国民党军企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迅速改变了战略部署，很快组成了对红二、六军团的“追剿”军，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部署是：以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和李觉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嵩甫部经慈利渡沅江向新化、溆浦追击，李觉部由沅陵、泸溪向辰溪、溆浦追击，以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进至沅江西岸，为堵截部队，以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个团）防守长沙，并作预备兵力。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留下孙连仲和徐源泉的部队对付红十八师和防止红二、六军团主力返回。
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第十六、十九、六十三师先头部队，从西北方向赶到了浦市、辰溪附近。此时，这三个师突出、分散，有利于红军攻击。但是，由于红军指挥机构“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不能迅速追进，未估计到敌新‘围剿’部署已成，兵力集结易于转为‘追剿’部署”，因此，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后，主力散布过宽，一时收拢不及，错失了这个消灭敌人的有利机会。及至部队收拢时，樊嵩甫纵队四个师也从柳林汉和桃源过了沅江，分两路向溆浦、新化间前进。十二月六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四师、六师和十七师转到湘军侧后，准备在湖南坡、大水田地区侧击樊嵩甫纵队的右翼，不意该敌已先一天通过，进到了马辔市、东坪一带。而李觉纵队却利用红二、六军团主力向东北伸出的机会，乘虚袭击溆浦。这时，溆浦城内驻有红二、六军团后方机关，情况危急，王震当即率领红十六师驰援，指挥部队抗击李觉纵队，相持一夜，于七日撤出战斗。至此，国民党军主要“追剿”部队七个师都已经接近了红二、六军团。在西面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正沿沉江向南伸展，东面汤恩怕纵队两个师也正由岳阳、长沙向宝庆急进，企图通过正面追击和两翼迂回的布势将红二、六军团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
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六军团遂按预定计划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依据朱德、张国焘关于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之电报指示，为了尽量调动和疲惫敌人，使敌主力远离红二、六军团预定到达的地区，转移行动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段。十二月十一日，两军团由溆浦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把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了过去。二十一日，红二、六军团进到湘南之高沙市、洞口地区，桂军也开始北调，这时红二、六军团遂转向西迸。二十二日，在瓦屋塘攻击陶广纵队的第六十二师，想从这里打开西进的道路。但因国民党军已做好防守准备，没有成功，部队伤亡三百多人，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负重伤（后截肢）。于是，红军改道南取武阳，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的竹舟渡过巫水，转向北进。时值严冬大雪，地处高山峻岭，部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沿着山里的崎岖小径兼程急进，在江西街和托口再次抢渡沅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进到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驻地过了新年，总结了突围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此时，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才过榆树湾，而郭汝栋纵队主力尚远在麻阳附近，距离红二、六军团都在四天路程之外。汤恩伯纵队在金屋塘即停止前进，准备开回宝庆防范广西军阀。尾追红二、六军团较紧的只有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其中以章亮基之第十六师最为积极，正从芷江向晃县前进。红二、六军团根据在湘黔边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总任务，于一月三、四两日，以一部分兵力西取晃县和玉屏，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地区待机反击尾追之敌。
四日，李觉派保安第十二团一个营首先渡过沅水，占领新店坪、便水地区，担任警戒，架设浮桥，以保障主力渡河。五日六时半，李觉纵队第十六师从岩田铺、裴家店地区沿芷晃公路西进，拟经便水、波州向晃县追击，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各欠一个旅）同时由竹坪铺、芷江地区出发，在第十六师后跟进，相距约一天路程。
红二、六军团察觉到李觉纵队动向后，决定抓住机会，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先头部队。计划将敌第十九、六十三两师隔绝在沅水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渡过河来的第十六师。红二、六军团五日八时由龙溪口、晃县地区出发。红六军团于十四时半，在上坪、对河铺之间与已超过新店坪的敌第十六师先头一个旅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十六时，红二军团赶到，第四师向敌先头旅右翼实施突击，第六师按原计划向便水敌渡河点迂回。这时，敌第十六师另一个旅也渡过沅水，进到了新店坪地区。红六师进到新店坪西北地区就为敌人所阻。战斗到六日三时，进展很慢，而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却相继增援上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的五十一团从敌人左翼突入了敌人纵深，处于敌右翼的红十六师曾全力以赴，给予策应，打得非常英勇，但因为没有后续力量及时地巩固与扩大胜利，结果在敌人援兵的猛烈反击下，被迫退回原地。这次战斗打成了消耗战，红军伤亡一千多人，第四师参谋长金承忠，第十一团团长罩耀楚牺牲。
便水战斗没有打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战斗计划不周，没有估计到敌人正面三个师来得这样快，也没有预料到陶广纵队会向龙溪口方向迂回，原想只打敌一个师，结果发展成为打敌人三个师。再就是两个军团动作不够协调，进入战斗和撤出战斗都缺少配合。此外，在整个部署上，对翼侧保障没有充分给予重视，也给战斗带来了不利影响。便水战斗后，陶广纵队又从托口向红二、六军团背后的晃县发动进攻，情势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即继续向西北转移，途中在田心坪歼灭黔军一个营，击破了敌人的阻截，于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先后占领了江口、石阡，胜利地完成了迸抵石阡地区的任务。
在此之前，留在根据地执行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在主力突围的前夜即向西南方向行动，吸引了湖南敌军。主力转移时，他们又调头北上，威逼龙山、来凤，牵制湖北敌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敌十多个团围于龙山之岩塘地区。指战员浴血奋战，于二十五日杀出重围。此后，二十八日在桑植的苦竹坪、鹿耳口地区，又遭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六个多旅围攻，奋战两昼夜始突出包围圈。十二月二日，转移至龙山招头寨，又与敌鏖战十多个小时，于三日脱离战斗。在转战中，师参谋长刘风、第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先后牺牲。此时，红十八师只剩下了一千二三百人，处境十分艰难，师领导根据军委分会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坚持根据地斗争的计划，向湘黔边转移。为便于战斗，将第五十二团和省委警卫连合并为一个营，撤销了第五十二团的番号。经过湖北省西南部和四川省东部，转移到了原来的黔东根据地。此后，在南腰界休息一天，又继续前进，连续走了二十五天，战胜了敌人的多次堵截，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赶到江口，归还了红六军团建制。
在这期间，有一次红二军团电台和红军总部通报时，突然有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插进来呼叫，经互相询问，才知道是军委三局王净局长亲自上机呼叫红二、六军团。通报情况后，他随即发来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豪”是周恩来的化名）留在老四处……电报说明党中央已到陕北，而原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因为没有密码本，所以红二、六军团与****中央仍不能直接联络。
突破乌江
按照原定计划，红二、六军团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目的在于争取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继续发展革命形势。但是，由于便水之战打成了消耗战，部队伤亡较大，没有能够创造出有利的局面；樊嵩甫纵队、郭汝栋纵队、陶广纵队、郝梦龄纵队以及广西军阀部队共十五个师的兵力，都围拢上来，红军处于不利地位；以石阡、江口为中心的地区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于大部队久留；从地形看，这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进行运动战。此时，朱德、张国焘也来电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应离敌军较远活动，但勿人大荒野地带，敌兵力虽多，亦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据此，军委分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在石阡召开会议，检讨了突围以来的战斗行动，分析了当面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镇、黄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根据地。
从石阡到黔西，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顺利地渡过乌江。为了顺利地抢渡乌江天险，红二、六军团利用敌人调整部署的机会，在石阡、江口地区休整了七天，进行政治动员，并扩大了八百多名新战士；同时，还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任弼时传达了不久前才收到的由朱德、张国焘转来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致二、六军团电：《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和策略路线决议案》的内容摘要。这些活动对于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胜利抢渡乌江、进军黔西起了很大作用。
抢渡乌江之前，朱德、张国焘电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二师封锁线后，立即向南挺进，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击退了敌第九十九师的截击，西取洗马河和龙里，先锋直逼贵阳。这时，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在红二、六军团东面和北面，贵阳及其东南地区兵力比较薄弱。所以，当红二、六军团逼近贵阳时，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二师急忙向贵阳收缩，加强防守。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贵阳以西的乌江防备相对减弱，给红二、六军团西渡乌江造成了可乘之机。但与此同时，遵义方面的国民党军约三个师兵力，却开始了行动，企图南渡乌江进行截击。红二、六军团为了把这部分敌人滞留在乌江北岸，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修文，在扎佐全歼敌一个保安团，造成了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军由于害怕红二、六军团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江北取遵义，连忙在乌江北岸加紧布防，并命令在四川南部的第三十三师和第六十六师向遵义集中。
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就解除了右翼的顾虑，遂再改变方向，星夜向西秘密急进，直取贵阳以西的乌江渡口鸭池河。
鸭池河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主要渡口。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向贵阳收缩、贵阳以西乌江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以红六师为先导，迅速奔袭镇西卫，抢占鸭池河渡口。同时，从各师抽调一百二十多名侦察员，组成较强的侦察队担任先锋，连夜急进，于二月二日凌晨到达茶店，歼灭了小股守敌。这里距鸭池河渡口仅十多里，侦察队得手后即迅速向鸭池河老街渡口奔去。天明，红二、六军团主力也相继赶到，当即以猛烈的火力压制对岸的敌军，并迅速夺取船只，开始渡江。当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全部胜利地渡过了乌江。至傍晚，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和九十九师才赶到了乌江东岸，而这时红军已经占领了黔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