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着队长跳下去的就是泰德·那卡奇。他要给队长翻译。泰德·那卡奇往下看，潍县集中营越来越大，他们在飞机上看见的铁丝网清清楚楚就在眼前。现在，他更清楚地看见了集中营里无数人在奔跑，让他无比吃惊的是，这群人中，有很多很多孩子！他知道，他们的任务包括营救美军飞行员和抗日将士，却怎么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孩子等着他去营救。在这场战争中历经千辛万苦的全部意义，突然明明白白地举在那无数双向着天空挥舞的小手上。
第三个跳出“盔甲天使”的是牧师的儿子音信·詹姆斯·摩尔。他也看见了疯跑的人群中有很多孩子。从福音传递者的家庭出来，成了军人，这是很荒唐的事。但是，在1945年8月17日这一天，“鸭子”使命让他感到了福音和正义的统一。
第四个是准哥伦比亚大学生比德·奥利切，他自己还是个大孩子。他把眼镜用胶布粘在头上，很滑稽的样子。这时，完成“鸭子”使命在他心中已具体化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待在集中营里度过他的童年。
第五个是中文翻译王艾迪，他讲起话来尖声尖气，像个姑娘，说英文还带着一点儿广东口音。这个使命应该说是跟他本人最有直接关系的。下面的土地是他同胞的土地，跳到下面，说不定还能找到他的远房亲戚。他会中文，他可以跟他们交谈，告诉他们旧金山有一个唐人街，大人卖菜，孩子上学。
第六个是做过阿拉斯加淘金梦的詹姆斯·汉伦。那个梦还没来得及做成，今天，他已经成了在下面那群孩子的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盔甲天使”。
第七个是医生瑞曼德·汉切尔克。根据潍县地下情报送出来的消息，“鸭子”使命队知道在潍县集中营有二十多个重伤病员得赶快救治，送进医院。
如果世界上有心理战的话，这七个从“盔甲天使”上跳下来的勇士，在他们张开降落伞，无所畏惧地飞向潍县集中营的时候，他们就打赢了这场心理战。一千六百个日夜梦想自由的心，突然什么都不怕了。一千六百个渴望自由的犯人像洪流一样向那个有两棵弯树的中国式的大门冲去。守门的日本兵也看见了飞机和七个全副武装的“盔甲天使”直奔集中营飞来。慌乱中，他们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对天开枪还是报告，潍县集中营里的战俘们已经疯了，他们对日本守兵视而不见，居然不管不顾夺门而出，挡也挡不住，全都向着那七个降落伞降落的方向跑去。
就在这么短短的几分钟内，这场没人策划、没人组织的胜利大逃亡成功了！战俘们一冲出大门，就和外面的农民们混成一团，追着降落伞跑。在这群冲出监狱的战俘中，也有那个从医院板床上跳起来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成为新泽西州议员的玛丽·帕利维特。那年她十二岁，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她说：那天，当看见七个美国军人从飞机上跳下来，所有战俘的心就再也不能承受重见自由的喜悦和兴奋了，他们全爆炸了。那天，是战俘们两年半里，第一次跑出集中营大门的日子。他们太想自由了。他们向他们的解放者奔去，生死不顾……
七个降落伞一个接一个落到离战俘集中营一里左右的高粱地里。七个队员立刻进入作战状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魏特曼将军给日本人的信。这也是“鸭子”使命预先制定好的方案。可是，队长斯坦雷·斯泰格少校一落地，就发现原来计划好的方案用不上了。战俘们全部冲出了监狱，跟着降落伞跑，一路狂欢跳跃，追着到了高粱地里。按照原计划，伞兵们一落地，天上的B-24就要空投各种救援物品、食物、衣服和医疗器械。可是，没一会儿工夫，上千个大人小孩全跑进高粱地里来了，到处都是人。七个全副武装的伞兵赶快疏散人群，避免空投物品砸伤人。
那一天，是战俘们最幸运的一天。在“鸭子”使命的伤亡报告中，只记录了一个中国小男孩头上被空投物品砸破，其他人都没受伤。这个小男孩立刻被医生抱进监狱医院，坐在床上一边包扎一边高高兴兴地吃天上掉下来的水果罐头。他是那天唯一的小伤员。那一天，上帝把所有的好运气都给了好人。七个空降兵一到，所有的人都知道，战争结束了！
那天早上，当B-24飞机在天上盘旋的时候，日本监狱长伊竹正在和战俘营中的代表——九人委员会开狱事会议。会还没开完，突如其来的故事就发生了。管潍县集中营的日本守兵们一个个呆若木鸡，正如魏特曼将军预计的一样，他们不知拿眼前的局势怎么办。天上地下，突然，都不再是天皇的领地了。
斯坦雷·斯泰格少校立刻决定直接去参加九人委员会的会议。战俘和农民们把空投物资扛在肩膀上，带着和冲出来的时候完全不同的心情，跟着七个空降兵高高兴兴走回潍县监狱。这回，走到监狱门口，一些战俘已经自己组织了小乐队，站在高墙下，唱《幸福的日子回来了》。
集中营解放了，不存在了。潍县自由了。
当斯坦雷·斯泰格少校通过泰德·那卡奇的翻译和监狱长伊竹谈判时，他毫不含糊地对监狱长说：“我是斯泰格少校，我奉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魏特曼将军命令，前来接管你的监狱，治疗并接走你监狱里的在押病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动，你必须配合。”日本监狱长则满腹懊恼。他的监狱？一监狱的犯人全跑了。对这样的事情，监狱长伊竹觉得大失面子。整个谈判过程，日方完全处在被动状态。
斯坦雷·斯泰格少校拿出和九人委员会商量好的方案：监狱，由七个空降兵和九人委员会接管。日本守兵必须在正式投降之前，保障所有战俘的安全，做狱内日常勤杂事务。日本守兵显然不愿意接受事实，监狱长伊竹一次又一次问：“如果你们的‘鸭子’使命失败了，你们会怎么样？”斯坦雷·斯泰格少校通过泰德·那卡奇的翻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那么，大队中美联军就会开过来，再给你一个绝无失败可能的使命。”最后，日本守兵同意接受指挥。监狱中唯一像样的地方是日本守兵的房间，斯坦雷·斯泰格少校命令，日本守兵在中午前搬出住处，改作“监狱临时指挥部”。当时，日本在青岛的副参赞正好在潍县，他的地位远比潍县狱长高。他要求斯坦雷·斯泰格少校，让所有的日本兵撤出，不在监狱里给新权威和战俘干活。斯坦雷·斯泰格少校说：“不行。”
“鸭子”使命队员在看过狱中状况后决定，十二个病人必须立刻送到医院治疗。第二天，当B-24飞机来接病人的时候，当地日军突然聚集了两百多士兵，在潍县附近的飞机场全副武装，不知想干什么。立刻有潍县居民向斯泰格少校报告，斯泰格少校和“鸭子”使命队员们立刻向狱长抗议。伊竹狱长说，他管不了军方。斯泰格少校和“鸭子”使命队员们就要求他转达“鸭子”使命带来的通告：日本天皇已宣布日本投降，所有日军必须立刻解除武装，和平等待中美联军正式部队前来受降。
斯坦雷·斯泰格少校在后来汇报“鸭子”使命时，说“鸭子”队是一支勇敢的队伍，能领导这队人，是他的荣耀。使命顺利完成，功劳也要归于潍县战俘和潍县人民。
“鸭子”队员从1945年8月17日到31日全部接管潍县集中营。他们要找的 B-29飞行员——威廉·仁帕勒曼少尉，没多久也被医生汉伦从当地游击队那里接回来了。在那些日子里，潍县的街上天天游行。“鸭子”队员走到哪里，潍县的人们就跟到哪里。小孩子们更是跑前跑后，又唱又跳。“鸭子”队员的降落伞被剪成小块，分给大人小孩做纪念，接着，他们衣服上的纽扣、带子，也被要走了。多少年后，泰德·那卡奇都还记得，一个不知哪国的欧洲妇女，拿着她小女儿的儿童帽，请他和队长斯泰格少校签字。那个儿童帽大概是她唯一还能拿出手的完整物件了。还有一个被救的潍县女孩子，剪下了泰德·那卡奇的一撮头发，留作纪念。
所有跟“鸭子”队员有关的小东西，都散发着“自由”的气味，都被要走了。什么都没有自由好，人们想把它永远留着。“鸭子”队员们坐在潍县集中营大门口的台阶上，教小朋友们唱了一首美国歌，让他们留作纪念：“你是我唯一的阳光，请不要把我的阳光拿走。”
四、“井”和“风轮”
无论过多少年，无论战略情报局训练出来的士兵多么会守口如瓶，那一千六百个获救的战俘和潍县农民，是不会忘记这段“鸭子”故事的。后来，玛丽在她的议员演讲中唱了这首歌：“你是我唯一的阳光，请不要把我的阳光拿走。”她一直在寻找“鸭子”使命队员。作演讲、写文章时，她常会把自己的电话、地址写在最后，说：“谁要认识这些英雄，请跟我联系。我要对他们说：谢谢。”
五十多年后，凭着这首“阳光歌”，她找到了“鸭子”队长斯坦雷·斯泰格少校。年轻有年轻时的帅，年老了有年老的帅。斯泰格少校老了还是帅。玛丽抱着他就哭了，说：“我是一个前后跟着我的解放者跑的潍县小女孩。我就想再见到我的英雄们。”玛丽终于把一个一个“鸭子”使命队员找到了，除了没有找到的王艾迪。只是这些当年的“盔甲天使”，有的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十四年前，玛丽飞到“沙丘”来见泰德·那卡奇，向他说谢谢。那时，泰德·那卡奇七十八岁，平静地住在盟军镇，在“沙丘”上开着联合收割机，种玉米、黄豆和牧草，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英雄。面对自己的土地和农具，他很满意。那个泰德·那卡奇和我十四年后见到的九十二岁的泰德·那卡奇没有多少区别，在无边无际的“沙丘”上，时间不改变，人也不变。
那次，泰德·那卡奇对玛丽说：“在潍县那些日子，我感觉自己就像被人推到台子上，成了中心。”玛丽说：“难道你那时没想过如果你们被日本人抓住，他们要杀要剐的首先就是你们？”泰德·那卡奇回答说：“要想那么多，就当不成好士兵了。我只想我该做的事情。”
到今天，泰德·那卡奇是“鸭子”使命队员中唯一活着的一位。不过，如果王艾迪还活着的话，那就是两位。我相信每个“鸭子”使命队员的传奇都很精彩。只是，我也许永远也找不到其他人的故事了。但是我想，能记录下泰德·那卡奇的传奇也行。也许泰德·那卡奇的传奇就是他们那一群人的代表。泰德·那卡奇的传奇写在“沙丘”上，其他人的，不过是写在了别的什么地方而已。他们各不相同，却共同完成了一个拯救“自由”的使命。
“沙丘”上的牧草，从不知季节，无边无际地绿下去，绿到天地尽头。泰德·那卡奇的割草机掉在牧草地里，就像一块石子落进湖水里，一圈一圈涟漪，原来画出来的是大问号：生命是不是应该这么活？泰德·那卡奇干完活站起来，已经不声不响地用九十二年的春秋回答了这个问题。要想在一个故事里讲清楚泰德·那卡奇的九十二个春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事太多了。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用“沙丘”上的常见公式来写这个传奇吧：“一口井”和“一个风轮”。
“沙丘”上有很多风车，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每个风车头上都顶着风轮，下面都是一口井。“沙丘”上的井，是一根直管子打下去，井上竖一个风车。“沙丘”上永远不停的风，吹着风车头上的风轮永远不停地转。风车就不停地把水自动打上来，流到大大的水盆里，水盆满了，流到草地上，成为一个小湖小塘，牛和马就会来这里喝水，鸟儿也会来……
我想写的“一口井”，就是泰德·那卡奇的简历，一根直线。他从哪儿来，怎么会进了战略情报局，到了中国，又回到盟军镇。只不过，“简历”这样的词儿，放在“沙丘”是一个太商业化的名字，不协调。还不如叫“井”，水源，水流，水的功效。
我想写的“一个风轮”，就是泰德·那卡奇那样的老兵们常去的酒吧，叫“社会环境”也行。只不过“社会环境”这样的词儿，放在“沙丘”是个太学术化的概念，不自然。“沙丘”，天人合一。酒吧，就是这幅图画里的“风轮”，人来人往，转一圈，西部的风吹着西部的品位。“凡人”进去，“酒神”出来。风轮的精神叫“民俗风格”，“风轮”转着，水流着，生活就开始了。
先讲“一口井”：
泰德·那卡奇的父母不是有钱人，他们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先到夏威夷种田，后来进了太平洋铁路局，到了美国大陆。跟着一条铁路，一边修，一边走，来到“沙丘”。他们在离盟军镇不远的一个小镇——斯格特岩镇住下。泰德·那卡奇的童年在斯格特岩镇度过。
斯格特岩镇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一望无际的土地，睡着。睡得正气十足，不容惊扰。史前的沙石陡壁在夕阳下变成金色，成了中世纪留下来的断壁残垣，西线并不天生就是风平浪静的。这里的故事一层一层夹在风化了的岩石里。生活和生命从荒蛮中走出来，走到沙山上的枫树和杨树林，让树上的叶子变红变黄，变成诗，变成词。变成千古绝唱，变成信天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