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几年的时候，王小波写过一篇《饮食卫生与尊严》，提到应该让“外地来京人员”住在有尊严的地方，“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大家住着放心。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在这种地方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跟租房住的友人提起过这一段，他们都笑，说，租房子带家具带热水器，没听说有连带租“尊严”的。住地下室的人说，群居生活本来就没尊严可谈，尊严需要的是空间、隐私、距离；尊严没有便宜房租重要。可见，虽然距王二写那篇文章的时间过去了十几年，情况对我们这些“外地来京人员”来说一点也没好转。出租房里没有多少大城市的胸怀和善意。住地下室的人说，最糟糕的感觉不是像蚂蚁、蚜虫似的蜷缩在地下洞穴，而是周围北京老头老太太们的眼神，那让人觉得自己是城里不受欢迎的、多余的那一群……
我国租房情形，大致如是。洋青年租房的情况，未曾亲见，只道听途说过一些。欧美电影电视剧里毕了业的小青年，都是跟朋友同学合租。美国高校经营者大多遵循这么一条宗旨，那就是尽量把庞杂的社会职能剥离出去，尽可能专注于教育、科研，典型例子就是美国多数大学都只提供数量极少的学生宿舍。一所学生总数近五万人的学校，宿舍仅够三千人使用，百分之九十以上学生需要到校园外租房。因此，政府及开发商适时地推出一些廉租房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以佛罗里达州为例，穷学生每月只要花六百美元，就能入住廉租房社区，一整栋房子带厨房厕所客厅和睡房，有的只有一个睡房，有的带三个睡房，月租仅几百美元，其中包含了水电天然气以及网费有线电视等各种费用。又据某位在美念书的朋友讲过这样的趣事：一些高校面向学生们出租的廉租房校舍，仅提供给“非传统学生”，即那些恋爱结婚了，有同居需要的couple。有不少男生找一个好友一起申请，给学校写一封信，假称两人是同性恋人，用“有同居需要”这个理由申请。又据说，曾有一对好基友，申请成功后愉快地享受了一年超豪华宿舍，毕业时假戏真做，成功升级为真正的同性爱侣（由此可见，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合租，都有可能擦出爱情之火。合租是寻觅伴侣之捷径妙方，信哉）。
近年还有种流行言论，说是外国人比咱境界高一些，更能体悟第欧根尼斯的思想，不爱买房，只爱租房。而据在外国住过的朋友说，此论甚谬，谁都知道房子是自己的住着舒服，洋人也是愿意买房子的，虽然单身汉时大都是合租独租，但等年纪略长，婚姻育儿的任务一一临头，还是会向买房努力。比如美剧《老友记》，六个年轻人合租两套公寓，钱德勒和莫妮卡结了婚领养了小孩，便到郊外买房去了。若说“境界”有别，差别大概在于：缺乏恶形恶状的丈母娘们的推动力，国外房价不像国内涨得这么快，房租也不是一年一变，而且很多小区公寓是统一出租，可以签长约，租个十年二十年的，也堪堪算得稳定。所以他们买房的心没那么逼切。
科尔姆·托宾有一本小说《大师》，写亨利·詹姆斯的生活，其中讲到亨利租房的情景。1897年，亨利在英国拉伊租下了“兰慕别墅”。那是一栋让他一见钟情的房子。就像我们现在租房时明明看中却还想压价一样，他努力让自己冷淡，“他在屋子里走动时，把一扇扇门都打开，也叫人帮他开门，他什么话都不说，心里仍然担心，只怕自己表现得太过热切，先前也来要过房子的人会出现在门口，大声命他离开。”亨利签下了二十一年的租约。房东得知他的名字和职业，既惊且敬，还给了优惠。
（这座带花园的“兰慕别墅”，每年租金是70磅。当时1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80英镑。差不多52600元人民币，月租4400元。）
让人动心的是这一句，“房屋的四壁见证了将近三百年来过往的男女，如今它邀请他来短暂领略它的魅力。它会欢迎他，然后目送他离开，一如它目送其他人离开一般。”供人租用的房间，是有灵魂、有魅力的，它们有着港口一样沧桑的戏剧性。
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曾描写克里斯朵夫所租公寓处的穷邻居们：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地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地想望着光明，军官按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我常常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根据四壁隐约传来的声音，猜测一墙之隔的剧情、台词，就像坐在电影院外想象里面的电影。宅男打游戏到夜里，去冰箱里翻吃的，忽然发现角落里还留着一只前女友买的柠檬，已经干缩成核桃大小的柠檬干了，她曾说，总看电脑的人，最好喝点柠檬片泡水。他拿出柠檬犹豫一下，本想扔掉，但还是拿到厨房去切片，丢进水杯里。依仗姿色、恣睢求生的年轻姑娘，给老家母亲打电话，不耐烦地装出一切很好的样子。远隔千里在两个大城市打工的中年夫妇，小别胜新婚之后，感到对方似乎有些改变，又说不出变化在哪，心里都有些疑虑，但还是互相抚慰，互相鼓励，互相说些儿子们的事情，关灯睡去……
六
据说，一个人的幼年读物奠定三观。我幼年时代的英雄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为我做出“了不起的人”的定义：清醒地知道如何分配精力时间，做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最要紧的是，贝克街221号B，是租的，而且是合租。书的头一章就在讲租房的事儿，那是夏洛克传奇的起点。
天才们用不着有自己的房间。他们的智慧已经攻陷了太多疆域，傲立于人类之巅，就不必再让肉体去占有地盘了。夏洛克会让买房还房贷这种问题浪费他的智力？可笑！……而且，合租的室友，往往还会成为最好的事业生活良伴呢。
后来我迷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验证了这些定义。他与奥里维合租时的故事，是全书最美好的章节之一。
有一阵，每当有长辈教诲我，“赶紧买房吧”，我总会说：我喜欢租房住。古希腊的第欧根尼斯住在一只木桶里，那也不妨碍他当哲学家啊。还有一次在外地的出租车上，司机问我哪儿的人，我说现在住北京。又问结婚没有，我说结婚了。又说，在北京买房够贵的吧。我说，我没买房，租房住着呢。他就露出不可思议的样子，瞪圆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姑娘似的。出于一种阴暗心理，我又告诉他，我们是跟人合租的。他的表情就像他要疯了。这时我开始后悔，万一车撞了电线杆子怎么办，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幸好他还稳住了方向盘。我闭住嘴不敢说话了。如果我再跟他说，家里想帮我买房我坚决反对，只怕他会把车开到人行道上去……不一会儿他摇着头，心有余悸地喃喃道，我的天哪……我是死也不能让我姑娘结了婚还租房住……
那么多的人迷恋稳定和安全感，以其作为至美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行为和结局，像迫不及待的种子，期待陷落，期待寸步难行，期待黑暗的围困和掩埋，期待缺乏活力的腐殖质的滋养。
七十年。其实所谓“买”也不过是七十年的租约。即使到能“永远”占有土地的国家去购买，你也永远不可能真正“占有”一块空间，五亿年前的三叶虫和软舌螺做不到，鸭嘴龙和蜥脚恐龙也做不到。尼安德特人无法保留欧洲的土地产权，海德堡人也不行。山顶洞人不是北京周口店小区的业主，我们也不是。
想象有那么一天，海洋科学家们宣布发现一种生活在寒武纪海底的四角虫，他们的虫族生活记录被破解还原了。原来，这种虫虽然只有一天的寿命，但也整天为房子问题苦恼——注意，对他们来说，“整天”就意味着“终身”。他们自早晨出生，上学花掉一两小时之后，就开始焦灼地、孜孜不倦地挣钱。十点钟到十二点钟，他们租用岩礁缝隙住着，梦想有一天住到高雅昂贵的珊瑚礁的缝隙去。如果过了正午，还住在出租的石缝里，那么没有一个虫岳母肯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下午两点，总算买上一处珊瑚房！虽然地段不太好，距离一个水母群太近，距离海藻丛又太远，大批鹦鹉螺们又总从那附近路过，然而，那毕竟是珊瑚礁的缝隙呀……他们仍住在廉价出租房里，把买到的房租出去，好偿还贷款，不过作为有着珊瑚产权的虫，心中总是充满自豪的。晚上八点半，借贷全部还清，终于可以搬进自己的房子里，住上三四个小时了！赶紧生几只小虫子出来。凌晨三点左右，含笑瞑目在属于自己的珊瑚缝隙里。
是不是很可笑？并不是你拥有房子，是房子役使了你、玩弄了你。
仔细想想，肉体也不过是一个租来的房间。我们暂时租赁这幢由各种元素架构而成的屋宇，每日小心翼翼地使用它的餐厅、卫生间，把自以为珍贵的记忆当作小摆设，陈列在客厅，不时取出飨客；不定时地交水电费，交维护费，交物业清洁费；而且，我们在修缮、装饰外墙上耗费了多少时间金钱啊！然而几十年后还是要痛苦地搬走，一切清空。已经被使用得破烂的家具、屋檐和地板不得不回炉再造——若那些家具幸而不曾磨损过甚，有些善良的人们就在搬走时把它捐献出去，给别的缺少家具的房间……
说点扫兴的吧——现在，我和薛君已在众人的胁迫之下，先当上了二房东，后当上了大房东。
去年，我们的房东传话来说，不想再分开租给两户，嫌租不出高价钱。这明白是要我们选了：是要搬走呢，还是要多交房租。最终我们承担了涨起来的房价，把一个单元整个租下来，再自己去招房客。
而今年年初，为了尽孝——我真是这么想的——我和薛君买房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只要我们不买房，远在两处故乡的四位父母就免不了忧惧万端。忧从何来？忧的是“现在不买以后你们永远买不起啦”。惧从何来？惧的是“万一房东忽然翻脸赶人，你们岂不要流落街头”。他们坚持认为不买房是无望的……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沮丧地发现，要用第欧根尼斯哲学去慰藉他们是来不及了。为免椿萱之烦恼，只好听凭他们倾尽三家之力，换得京城一纸房契（薛君劝慰道：权当是保值吧，放在银行里的利息还没这样高呢）。
——这其中似乎大有讽刺意义：想要在人群之中反向行走，终究是行不通的。你将面朝来时的方向，身不由己地倒退着步子，被推推撞撞地跟着众人走同一个方向。你终将一点一点变成你曾厌恶的那种人。
那间归于薛氏名下的房子，我至今没去看过。一直有两户人家租住在里面，为了方便，我们也并不搬家，用他们交的租金交我们的房租。因此在大房东二房东的身份之外，我们依旧是租客。可是我再也不能令出租车司机目瞪口呆了，唉！
填写房产证的时候，薛君问：写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两个人的？
我愤愤不平地说，写你自己的名字吧！我要继续做名下没有任何房产的清贫青年。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11期
评鉴与感悟
纳兰的文字率性，一篇《租客》，写的是个人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生活变迁史。当然，说史，有夸大之嫌，事实上，我服气的，是她面对日常生活葆有的心态：自在，又富含生机。这是强大心灵的馈赠，形成文字，便有了这样健康的文字。
穆旦：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霍俊明
1976年1月19日，夜。穆旦为插队回来的儿子托熟人帮忙找工作，回家途中骑车不慎摔伤。回到家后，穆旦并没有太在意腿伤，只是在疼痛难忍时才让妻子周与良将一块砖烧热给他热敷止痛。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饱受病痛之苦。1977年2月20日，病痛中的穆旦寄出人生的最后一封信，表达对父亲和妹妹的极其关心之情。2月26日凌晨3点50分，在早春的微寒中，诗人穆旦走完了痛苦而丰富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临终前，穆旦留下的唯一遗物就是一个小帆布提箱——里面是他的《唐璜》译稿。3月1日，穆旦遗体被火化。骨灰存放于天津东郊火葬场26室648号。他死时人们只知道这位名叫查良铮的人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包括他的子女在内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名叫“穆旦”的著名诗人。
穆旦独自走完一条荆棘丛生、危险遍布的道路，他为此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然而也正是痛苦使得在时代的荒原上他的思想和人格闪现出双重的光芒，尽管他必将为此而受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