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法 律 (1)
我们已看到邓格拉斯小姐和亚密莱小姐怎样镇定地完成她们的改装和逃亡；因为当时每一个人都忙于他们自己的事，无暇顾及他人。我们暂且听任那位银行家面对着倒闭的魔影，满头冷汗地去处理那些代表他的债务的天文数字，而来看一看男爵夫人。男爵夫人似乎已被她所受的那个打击所摧毁，但很快她便去找她的老顾问吕西安?狄布雷去了。她本来希望这次婚事可使她摆脱教养的责任，因为个性像欧琴妮这样的一个女儿，她感到她的教养工作非常棘手；而且，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融洽，还必须要有默认的原谅，一个母亲必须在智慧和品德方面做一个榜样，才会被女儿所热爱，但邓格拉斯夫人却担心着欧琴妮的明察和亚密莱小姐的影响。她常常发现女儿带着一种鄙视的神情看着狄布雷，——那种神情表明她已知道她母亲和那位部长的小秘书之间各种秘密情感和金钱关系。但男爵夫人如果能更细致和更深刻地分析，她就会明白，事实恰恰相反，欧琴妮之所以厌恶狄布雷，绝不是由于他是她父母失和与家庭流言的祸首，而只是由于她像柏拉图一样，把他看作一种无羽毛的两脚动物。
不幸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某种尺度去衡量事物，所以他们无法得到与旁人相同的见解；而根据男爵夫人的观点，她很遗憾欧琴妮的婚事失败，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桩好姻缘可以使她的孩子得到幸福，也是由于这件事可以使她得到自由。所以她赶紧到狄布雷寓所去。但狄布雷，像其他的巴黎人一样，在目睹了那场签约场面和场面上发生的丑事之后，急忙回到他的俱乐部里，在那儿和人们闲聊那件大事；在这号称世界京都之城里，那件事很快就成了大部分人闲谈的话题。
当邓格拉斯夫人穿着黑衣服，戴着长面纱，不理会狄布雷的仆人再三声明主人不在家，仍直接登上楼梯，向狄布雷的房间走去时，狄布雷正在忙着反驳一位朋友的奉承；那位朋友劝他，在发生了那幕可怕的场面之后，作为那个家庭的朋友，应和邓格拉斯小姐与她的两百万结婚。狄布雷为自己辩解时的神态让人觉得他惟恐自己不被对方劝服似的，因为那个念头经常在他脑子里出现，但想起欧琴妮的那高傲的态度，他便又回复一副完全抗拒的态度，说那件婚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但自己仍暗中恋恋不舍地转那个坏念头，这，根据所有的道德专家所说，即使最可敬和头脑最纯洁的人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种坏念头一直藏在他灵魂的底层。喝茶、玩牌以及在谈论这种严肃的事情时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早上一点钟。
这个时候，男爵夫人戴着面纱，焦急地在那绿色的小屋里等候着狄布雷回来。她坐在两瓶花中间，这些花正是她早上派人送来的。我们必须承认，狄布雷曾很小心地亲自插瓶和加水，因此在那个可怜的女人眼中，他久久不归已得到了谅解。到十一点四十分，她终于等不下去，回家去了。某一阶级的女人有一点像那些活泼的女工，——她们很少在十二点钟以后回家。男爵夫人回到那座大厦去时，像欧琴妮离开那座大厦时同样的小心翼翼；她轻轻地跑到楼上，带着一颗伤痛的心回到她的房间。那个房间，就在欧琴妮房间的隔壁。她非常害怕引起流言，她是那么坚决地相信——可怜的女人，至少在那一点上，她是值得敬重的——她女儿的无辜和对家庭的忠心。她在欧琴妮的门口听了一会儿，没听到声音，她想进去，但门在里面被闩住了。她以为晚上那场可怕的灾难使她精疲力尽，她已上床睡着了，于是她叫婢女来问话。
“欧琴妮小姐，”那婢女答道，“和亚密莱小姐一起回到她的房间里。她们一起用茶，然后就叫我离开，说她们就再没有事要我做了。”
从那时起，那个婢女就一直在楼下，就像每一个人一样，以为那两位小姐一直呆在她们自己的房间。所以邓格拉斯夫人没有一丝怀疑就上了床；她的身体虽然在躺着休息，但她的脑子却依旧在想事情。她的思想越来越清晰，签订婚约时发生的那件事就越来越清楚了。这不仅仅是一件丑闻，而且会是一桩轰动的大事。这不仅是一件耻辱，而且是一场公开的侮辱。然后，男爵夫人又想起，当不幸的美茜蒂丝因她的丈夫和儿子受到了一样沉重的打击时，她并没有对她表示同情。
“欧琴妮，”她自言自语说，“她是完了，但是我们也完了。那件事情一旦宣扬开来，我们就会羞于见人了。因为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嘲笑会造成医治不了的痛苦和创伤，幸亏上帝赋予欧琴妮那种经常使我发抖的性格。”于是她把眼光转向天空，那儿，一切事情都操纵在神秘的上帝手中，即使你犯一次错误，不，甚至犯了一件罪恶，也可能得到祝福。然后，她那像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那样的思想，又落到卡凡尔康德身上。“那个安德里，一个坏蛋、一个强盗、一个凶手，可是从他的态度上看，他象是受过相当的教育，虽然他所受的教育也许并不完全。从外表上看，他似乎有一笔巨大的财产，是名门望族的子弟。”
她如何才能走出这座迷宫呢?她该向谁去求援，帮助她摆脱这个痛苦的境地呢?一个女人求助于她所爱男子的那种本能促使她急忙去见狄布雷，但狄布雷只能给予她一些忠告；她必须向一个比他更强有力的人求助。男爵夫人于是想到了维尔福先生。但使她的家庭受到这次不幸的，也正是维尔福呀，他那么无情地这样做，好像他们是陌生人一样。可是，仔细想一想，那位检察官并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那位富有责任感的法官，那位忠实的朋友，他粗鲁而坚决地在发生溃疡的地方割了一刀；他不是刽子手，而是外科医生，他是想保住邓格拉斯的名誉，割断那种有妨于他声誉的关系，免得那个被社会遗弃的青年做他们的女婿。邓格拉斯的朋友维尔福既然这样做，便没有人会怀疑那位银行家曾预谋或帮助安德里的任何诡计。所以，仔细想一下，男爵夫人觉得维尔福的行动好像是以他们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但检察官的铁面无私应有一个限度的吧；她明天就要去见他，即使她不能使他放弃法官的责任，至少也可让他尽量从宽处理。她会引他想起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她会使他想起那些有罪的但却是快乐的日子来帮助实现她的恳求。维尔福先生会压下那件事，或至少将他的警戒转移到另一个方向，让安德里逃跑，事后发一纸通辑令了案。得出这个结论后，她放心地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她起来，并不拉铃叫她的婢女，也不让别人知道她的去向，只是穿上昨夜那套简单的服装；然后跑下楼，离开大厦，走到普罗旺斯路，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到维尔福先生的家里去。最近一个月来，这座受天诅咒的房子外表阴沉沉的，像是一家收容着瘟疫病人的传染病院似的。有些房间门窗紧闭，只是偶尔开一下百叶窗，让空气流通。有时你可以在窗口看到一个仆人的惊惶的面孔，但那扇窗马上又关拢，像是一块墓碑关闭了一座坟地一样；邻居们会彼此低语：“我们今天不会又看见一辆运棺材的车子从检察官家里出来吧?”
邓格拉斯夫人一看到那凄凉的房子，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她从那辆出租马车上下来，膝盖颤抖着走近大门，拉了一下门铃。门铃发出一种迟钝混浊的声音，像是它已感到抑郁的气氛似的；它连着响了三次，门房才出来打开门，但他只把门开了一条小缝，仅仅能让说话的声音通过。他看见一位太太，一位高雅的太太，可是仍不准备把门开大。
“你准备开门吗?”男爵夫人说。
“夫人，首先得问您是谁?”
“我是谁?你对于我还不清楚吗?”
“我们已不再认识任何人了，夫人。”
“你一定疯了，我的朋友。”男爵夫人说。
“您是从哪儿来的?”
“噢!这太过分了!”
“夫人，我是奉命办事。原谅我——您尊姓大名?”
“邓格拉斯男爵夫人，你见过我至少二十次啦。”
“有可能，夫人。你有什么事?”
“噢，多特别!我要告诉维尔福先生他的仆人这么无礼。”
“夫人，这是谨慎，不是无礼，除非有阿夫里尼先生的命令，或有事跟检察官商量，谁都不能进这扇门。”
“好吧!我是有要事跟检察官商量。”
“是很要紧的吗?”
“你自己去想吧，不然我早就回到我的马车里啦。缠够了没有，这是我的名片，拿去通报你的主人吧。”
“夫人会等我回来吧?”
“当然，去吧。”
那门房关上门，让邓格拉斯夫人站在街上，她并没有等多久；过了一会儿，门便开了较大的一条缝让她进去，她进了之后便又关上。门房一边用眼睛盯着她，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哨子，他们一进前庭，他便吹了吹哨子。跟班应声出现在门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