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这小子，我早就看出他不怀好意，去年他和萨日朗去八子墩赶过马群，现在竟然无所顾忌地坐在我家的帐篷里，他想夺走我的萨日朗！一个可怕的念头自天而降：我要杀了这个小子！
当巴特又给自己添茶时，我一脚踢翻了他手中的茶壶。滚烫的奶茶溅在他的身上，也溅在了萨日朗身上。巴特默默无语，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愤怒极了，抓起宰羊刀扑向他。萨日朗冲上来将我死死抱住，刀尖离巴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喘着粗气在她怀里挣扎，但萨日朗的力气太大了。巴特走出帐篷，从容自然，就像在自己家里自由出入一样。他的从容让我热血奔涌，鼻血喷流，萨日朗一时惊得面无人色。
那一天我流血不止，最后是父亲用土办法为我止了鼻血。萨日朗像犯人一样跑前跑后，泪落衣襟。由于失血过多，我在炕上躺了好多天，浑身稀软，脸色如纸。父亲杀了一只肥羯羊每天给我炖肉汤喝。我坚持不和萨日朗说话，也不与她同衾共枕。我知道，这些羊肉汤都是她亲手为我炖的，我坚持不理她，她把羊肉汤端来我也不伸手去接，等她无奈地离开后我才独自享用。
这样过了十多天，我说不清心里啥滋味。每夜我都听到她沉重的叹息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叹息。清晨，听见她起床了，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落寞和孤单。我盼着下午快点到来，盼着萨日朗不要去放羊，我实在害怕离开她。我已经从她温暖的怀抱里找到了自己，那种和谐是我一生享受过的最好的睡眠。
那一夜，我惊醒过来，发现自己钻进了萨日朗的被窝，一只手搭在她的胸脯上，等我清醒过来时我仍没有动。这种气息那样地坚挺有力，它支持着我，每当我要倒下时，就有一双大手托起我，我再次感受到了幸福和依靠。我突然觉得我很对不起萨日朗，母亲去世后她就是我的母亲，尽管她只长我几岁。
那一夜，我没有将手挪开，我用另一只手找到了萨日朗的手。我睁开眼睛看她，她的眼睛在朝阳升起时深沉得像一潭湖水，波光粼粼，美丽而令人心碎。她像呵护一棵小草一样地看着我，那种神情使我陶醉。
萨日朗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她的这个举动再次感动了我，我的泪水落满她的双乳，我突然有一种永远抓住她的冲动。我像是历经沧桑的老人问她还要嫁人吗？她说要是你不愿意我就不嫁。这句话就像昨天从我家帐篷顶上滚过的雷声一样，又一次让我的身体颤抖起来。
轻轻地走了
我的美好记忆都是13岁以前的。13岁以后一场灾害使我再次懂得了生活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美好。这天清晨，父亲让萨日朗去八子墩秋场赶走一群正在啃吃我家牧草的马匹。三天过去了，萨日朗还没有回来，父亲坐卧不宁，一种不祥的预感雾一样地弥漫开来。
我想对父亲说八子墩那边的河水上涨了，但不敢说。父亲已经喝不下早茶了，因为萨日朗走了之后下了一场少见的暴雨。父亲连夜骑着快马朝八子墩奔去。临出门时，父亲说回来就给萨日朗办婚事。
我站在夜色里看着父亲骑上马，马蹄消失在夜幕深处。我在火炉边坐了一夜，盼着萨日朗早点儿回来。四天后我远远看见父亲和巴特，还有另外一些人朝我家走来。父亲被人们簇拥着，举步艰难。我迎上去大声问萨日朗在哪儿，父亲泪流满面，沉默不语。他的沉默使我明白已经发生的事情，我眼前一片漆黑，热血上涌，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红太阳照耀着我家帐篷，巴特坐在我身边。巴特说你睡了三天了，流了好多鼻血。我看见我手上扎着一根针，赤脚医生正在给我输液。父亲进来了，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父亲说萨日朗找你母亲去了。
他扭头走出帐篷，不愿让我看到他悲伤的样子。萨日朗和那匹骏马一同嫁给河神了。我躺在炕上没有任何知觉，身体像云一样飘荡，不知时光流逝到了哪里，满脑子都是萨日朗。
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父亲送我下山，第一次离开草原，第一次真正离开了萨日朗。
我在县城里很不习惯地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我努力不去想草原，努力来适应新生活，但是萨日朗每天都在我梦里。那清脆的笑，湖水一样深沉的眼睛，打奶的动作和牧羊的歌声时时陪伴着我。
我留下了她穿过的一双靴子和她那散发着奶油味的被子，这是我一生一世的珍藏。我经常在黄昏的风里仰望天空，任泪水纷飞。我经常向空宇茫茫处大声喊：萨日朗，回来吧！纪念我的哥哥
◎文/巴金
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
我第二次回到上海来，坐在你从前常常坐的沙发上，望着油漆剥落的墙壁和尘封的书架，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梦醒了。我疲倦。我闭上眼睛。我想休息。可是你来了，你站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我觉得你坐在写字台前，背向着我，埋着头在写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我想唤你，我要像从前那样地和你谈话。我先咳嗽一声。你的影子没有了。写字台前空空的没有人。屋子里这时候除了我，也没有别的人。我唤你，听不见回应。我提高声音再唤，那空虚的声音使我自己也吃惊。我用不着再骗自己了。我看见你病，我看见你躺在死床上，我看见你的棺木入土。我还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你呢？
我痛苦地、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又在沙发上坐下。我真应该休息了。我倦得很。我又闭上眼睛。可是我的脑子不肯静下来。它动得厉害。二十三年前的情景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麟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惟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惟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漂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无论在东吴或者燕京，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啊。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毕业改变了你的环境，也给你带来一线的希望，你可以“自食其力”了。你找到了职业：天津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员——虽然待遇不好，但是这与你的兴趣相合。你借了债，做了两套可以穿上进课堂见学生的西服。你还为自己订下了一些未来的计划。可是打击来了。大哥突然服毒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家”需要我们。你毅然挑起这个担子，你按月寄款回去。你有限的收入变得更“有限”了。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的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块大石头压到你那刚刚昂起的头上，从此就没有看见你再抬起它来。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你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
你默默地忍受一切。或者更可以说，你放弃了一切。你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十年。你过得不算太苦，但也并不舒适。看电影是你惟一的娱乐。天真的年轻学生是你的朋友，他们给你的单调生活增加了色彩，他们敬爱你，你也喜欢他们。可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内心。我到天津去看过你三次，最后一次却只住了一个夜晚。我看出你的疲倦、寂寞和衰老。我屡次想和你谈你自己的事，可是我始终无法打开你的心。你关心我倒多过关心你自己。有时我逼着问你，你总是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来封我的嘴。讲话时你常常带着笑容，但你的微笑是寂寞的、疲倦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消磨尽了你的勇气和热情，你不诉苦，但是你也不再挣扎。你默默地过着这平凡而和平的生活。可是你的脸颊却渐渐地消瘦，身体也渐渐地坏下去。离开你时，我总担心是否还能够和你再见。第二次我来到你的身边，你还是带笑地说你过得很好。但是你真的过得“很好”么？
十年毕竟过去了。为了换取这漫长的岁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价。抗战后第二年秋天我从香港写信约你到上海，起初你还说打算再做一年教员，后来你改变了主意，离开大水中的天津来上海了。我比你早一个月回到上海，却一直没有得到你动身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上听见了你的唤声，我从窗里伸出头去，你站在大门前也正仰起头来看我。是那样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差一点儿不认识你了。
我握着你的手，我对你说我要让你在上海过几年安静的生活，你默默地点点头。我们在一块儿住了十个月，你得到了休息，但是没法治好你心上的创伤。音乐和翻译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对工部局交响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你从没有缺过席，西洋古典音乐的唱片更是你分不开的伴侣（你尤其爱好声乐，自己也喜欢唱歌）。岗察洛夫的名著《悬崖》在这十个月中译成了，你又开始作翻译《奥布诺莫夫》的准备。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减轻你的寂寞，相反的它们还使它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变得更狭小了。
我在法国战败后一个月离开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轮船。开船时，我立在甲板上对你挥手，在你旁边还站着后来被日本人捉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陆圣泉。你在岸上对我微笑，圣泉也对我微笑。我当时哪里想到这便是映入我眼里的你们两人最后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这五年中间我们整整有二三十个月不曾通过一封信。日本兵占了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开始了。圣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愿给你招来意外的麻烦。在桂林我还接过你的短函，在重庆我却无法知道你的生活状况。路完全隔断了。后来我才听说你也在暗中打听我的消息，你也许担心我在湘桂大战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牺牲品。事实上我却很健壮地活在重庆。
“胜利”意外地来了。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们见面。我打了电报去上海。回电说你大病初愈，圣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沪。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号的人占去了，我们这类于抗战无功的人是没有资格“复员”的。我等待着。等了两个多月，我赶到上海，你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据说你是在两天以前才病倒的。病势不重，就是体力太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还经过危险期，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靠着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终于好了起来。
那个晚上我们睡在一间屋子里，你很兴奋，拉着我谈了许多话。我要你休息，劝你少讲话。你说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谈个痛快。你还说，每天谈几段，谈两个星期便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谈光。我一定不让你多谈，我说有话等你病好了慢慢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