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清朝至今的文人墨客们纷纷寻找现实生活中的“贾宝玉”。那么，《红楼梦》究竟是写谁或谁家的事呢？有的人说“本事出曹使君家”——即写曹雪芹家的事；有人说的是乾隆初年宰相傅恒家的事，等等。在社会上最流行的是：“纳兰性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和曹雪芹“自叙说”。
据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载，“纳兰性德说”出自乾隆皇帝，他曾于咸丰年间谒见宋翔凤时被告知：“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涙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明珠即纳兰性德之父，高庙即乾隆帝。纳兰性德(1655～1685年)，字容若，清初着名词人。清人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中说，纳兰性德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其诗善言情，又好言愁”，“《红楼梦》所云，乃其髻龄时事。”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说，性德中举时年15，与“书中所述颇合也”；宝玉痛悼黛玉，纳兰痛悼其妻；容若“披袈裟”，宝玉做和尚。因而他们认为纳兰性德即宝玉的原型。此说不见正史，别无旁证，难以为信。
“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出自王梦阮与沈瓶庵。他们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红楼梦》是“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这个“故事”听来十分离奇：董小宛嫁与如皋人冒辟疆，“雅相爱重”，清兵入关南下，被掠北去，“世祖(顺治皇帝)纳之宫中，宠为专房”，要立她为后，但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小宛“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悲痛不已，遂“落发为僧，去之五台山不返”。这段“千古未有之奇事”，乃“《红楼梦》之所由作也”。这里，清世祖又成了贾宝玉的原型。其实，董鄂妃与董小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历史人物，“故事”仅为民间传说而已，故此说亦难以令人置信。
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提出着名的“自叙说”起，曹雪芹即贾宝玉的原型之说极为流行。胡适不赞成纳兰性德、清世祖为宝玉原型的说法，在《红楼梦考证》中充分论述了其“自叙说”。“自叙说”原是红学史上很早就有的话头，清代江顺怡《渎红楼梦杂记》所谓“其所谓之人皆阅历之人，其所叙之事皆阅历之事”，“自怨自艾，自忏自悔”，就是典型的例子。倘要追究这种评论发展的最早源头，则脂砚斋评中所谓“实写”，“有是事，有是人”，“实写旧日往事”即是。胡适将历史上的“自叙说”系统化了，他在《红楼梦考证》中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书，是自叙：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地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同时，胡适又用“自叙说”来批判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当时蔡元培先生推断：贾宝玉即“指允脤(康熙帝太子，后被废)”。胡适认为蔡的研究方法是“很牵强的附会”。但因胡适的方法也不那么“科学”，所以蔡元培很不服气，在《石头记索隐》第6版《自序》中与之“商榷”说：“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着于‘附会的红学’之中”，“我实不敢承认”，“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何以“使宝玉为作者自身之影子”？平心而论，两者都各自抓住了对方的破绽之处。
顾颉刚先生赞同“自叙说”，他批评蔡元培说：“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有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扔，黛玉为朱竹新。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脤和朱竹新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新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积极主张“自叙说”的尚有俞平伯等人。俞认为，《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正是自传的一个铁证”。在《〈红楼梦〉的风格》一书中，俞平伯强调说：“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另外，鲁迅先生亦曾认可了“自叙说”。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对清朝文人的“自叙说”提出过驳难，但20世纪20年代后，“自叙说”更为盛行，而真正把“自叙说”发展至最高程度的，却是1953年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在该书《人物考》一章中，周汝昌同志在论述《红楼梦》的。“旧时真本”时，竟然毫不犹豫地考定：“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他觉得无须区别曹雪芹和贾宝玉的不同了。可以说，周汝昌的“自叙说”比胡适、俞平伯等人更为彻底了。
20世纪60年代。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对脂砚斋评种种情况加以研究，认为“宝玉”不是雪芹，作者是用了少年时代的曹硕为宝玉的原型。脂砚呼曹寅长女(书中“元春”)为“先姊”，而雪芹为曹寅之孙，则脂砚是雪芹的叔辈，吴世昌再用裕瑞《枣窗闲笔》谓《石头记》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又谓“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其人，非自己写照也”等语加以佐证，认为脂砚斋乃是曹雪芹的亲叔父。
由于有的说法所依纯系传说，史无旁证，而有的说法如曹雪芹为宝玉原型等等，虽然被很多红学家承认，但终究缺乏有力的证据，因而尽管贾宝玉的原型问题被探讨了一个多世纪，至今却仍是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