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上学，每到寒暑假都要回沈阳过。弟弟妹妹住在幼儿园，平时只有我随母亲一起住在她在医院的宿舍中。医院在铁西郊区，夏天院里低洼处生长着许多又高又密的尖上开满粉红碎花的料吊子草。医院里养一条大狗，喂它几次食后便和我形影不离了。假期里母亲上她的班，我便整天带着狗玩，周围的大孩子见到狗纷纷躲开，更不敢欺负我。我还见到医院门厅走廊里到处贴着一些大字报，围观的人们神色紧张，就连母亲的脸色有时也是阴沉的。这些都是大人的事，我只要在假期里尽情去享受玩的快乐就行了。
可是，1958年的暑假我却没能回到沈阳，放假后，班里的同学都被接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被送到一名值班老师那里，他领我走到二楼一间宿舍，里边已聚集了八九个大小不等的男孩子，他们都是没有家长接的。值班老师对一名扎着红领巾，左臂带着一道杠的大男孩说：“小地雷，又给你送来个小朋友，好好照顾点。”又对我说：“假期他就是你们留校生的班长，一切听他管理，有事也可找值班老师。”
老师走了之后，那个叫小地雷的班长问我：“你也是烈士子女吗？”我摇摇头。“那你爸爸妈妈怎么不接你回家？”我又摇摇头。“没关系，我们以后都是好朋友了。”他拉着身边的小朋友说：“我和他们五个是烈士子弟，卫国的爸爸是先锋营营长，抗美援朝牺牲了，我爸爸妈妈都是解放战争牺牲的。我的小名叫地雷，是爸爸生前起的，说这个名字鬼子和蒋匪听了都害怕。小金桥的爸爸不是烈士，可是双眼受伤失明了，他妈妈走了，爸爸住在荣复军人疗养院，他也没有家了。还有几个小女孩也是孤儿，但放假时都有人把她们接走，我们是男子汉，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学校就是家，寒暑假也在学校过。”
“地雷”再开学就上六年级了，年级最大，又是少先队的小队长，所以说起话来像小大人一样。我是二年级，最小，又是新加进这个特殊队伍中的，他便认真向我交待：以后大家同住一个宿舍，互相照顾，一起活动。吃饭时值班老师会按响电铃，我们就一起去食堂，有厨师给做饭。平时只能在学校院内活动，要出校门必须经值班老师批准。最后又加了一句:“谁也不准欺负新来的小弟弟。”
假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地雷”就是队长，大家一切行动都听他的，他也尽自己所能让大家天天玩得开心。他用硬纸折手枪，用木棍做长枪，领着大家在院里玩打仗的游戏，可是打仗总得有敌人好人。“地雷”让几个四五年级的孩子当美军和伪军，他领着其他孩子当志愿军，那几个孩子不乐意，想让低年级孩子当坏蛋。“地雷”说不行，他们人小跑得慢，吓坏了咋整，要玩就这么分，不玩走人。那几个大孩子也不说啥了。
大家很快分成两队，先是一起说:“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用炮轰；骑我的马，坐我的轿，上我的火车不要票。”然后我们这伙又说：“李承晚，不要脸，帮助美国打朝鲜；人家拿枪他拿棍，人家放屁他闻味儿；志愿军，把敌杀，要送美帝回老家！”于是“坏蛋”在前边跑，我们在后边追，打仗的游戏便开始了。
“地雷”还领着大家去学校菜地拔草，其实没什么草可拔，只是为摘熟透的西红柿和鲜嫩的黄瓜吃。有时厨师见到我们在菜园里钻来钻去，老远地喊：“小心吃拉肚子，摘几个茄子给我送来！”
养兔场、花圃、松树林、操场以及学校后面的田野都是我们活动的场所。学校对着街道的正面有围栏，对着乡村的背面是开放的，出正面校门必须经值班老师同意，去后边的农村没人管。我们就一直跑下去，到田头看黄牛吃草，到溪边观青蛙戏水，抓蜻蜓、捉蟋蟀，整天自由自在，其乐无穷。只是在晚上睡觉前值班老师交接班才来到宿舍清点一下人数。
有一天，一名大尉军官来看“地雷”，临走给了他两块钱。“地雷”说:“他是我爸爸生前战友，要接我去他家，可是我不想住在别人家。”“地雷”给大家每人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又把剩的钱都换成了刚刚发行的银白色的分币，又分给每人五分钱。他对值班老师说要领大家坐有轨电车转一圈，老师说不能超过五站地，晚饭之前必须回来。于是我们出了正门上了有轨电车玩了一圈。
假期很快结束了，班里同学返校了，我们也分手各回各班了。又过了一个月，我正在树下捡飘落的秋叶，老师过来叫我：“你爸爸妈妈接你来了。”我走进老师办公室，看见妈妈坐在椅子上，面庞又黄又瘦，爸爸军装上也没有了肩章领章和帽徽。这时才知道，妈妈生了一场大病住院了，爸爸已转业回国去北大荒垦荒去了，所以我们兄妹三人也就无人接送了，爸爸这次是回来接妈妈出院和带全家去黑龙江的。从此我家便开始了一个不断调动，我们频繁转学的艰难飘泊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