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公元1899—1966），字舍予，原名舒庆春，老北京（满族正红旗）人，笔名“舍予”、“老舍”，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曾获“人民艺术家”称号。
胡青（公元1905—2001）满族，原名玉贞，笔名燕崖、胡春，号洁青，北京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自幼酷爱文艺，嗜绘画书法。曾受著名画家汪采白（汪礼祁）、杨仲子、孙诵昭影响，1938年结识齐白石，1950年正式拜师齐白石，深得教诲并受器重，尤擅长画松、菊、梅。
有时候生活比艺术更加具有故事性，简直是艺术的模仿。老舍与胡青的相识相恋就是如此。
胡青和老舍都是满族正红旗人，胡青的父亲在旗里当参领，相当于部队的团长，老舍的父亲是护军，是保卫皇城的兵，每月仅二三两饷银，家境相对要差一些。
胡青自幼好强，向母亲提出要上学，凭本事吃饭，不当少奶奶。母亲虽然守旧但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对她说：“北京的女孩子，特别是满族人没有上学的，你要上学必须发誓，不准交男朋友，不准跟男同学说话。”胡青说：“只要能上学，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就这样，她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女子分校和北师大就读。在北京师范大学的6年时间里，她一个男同学也不认识，更甭提说话了。她的人生信条是，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老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老舍的父亲舒永寿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家境困苦，使老舍的求学道路变得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母亲咬紧牙关加上好心人的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老舍在北京师院求学5年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此期间，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老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锋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毕业之后，老舍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
24岁时，老舍在英国东方学校教汉语。1929年离开英国，在欧洲旅行了3个多月。后来，在新加坡一所中学教了半年书。1930年回国，住在好朋友白涤洲家。朋友之间无话不谈，白涤洲对老舍说：“你已经30岁了，快点结婚吧。”老舍说：“我还要养母亲，养哥哥（老舍的哥哥育有9个孩子），负担很重，再有一个家就无法支撑了。”白涤洲一听急了，按老舍这么说法，他这一生不得打光棍？那还了得，于是又说：“你要不结婚，我们就不理你了。”这下老舍没了主意：“你们不理我，我就活不下去了，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930年的老舍，就算归到现在，也已经属于超龄青年，他母亲为他的婚事急得都睡不好觉。那时，胡青也已是26岁的“老姑娘”了，她母亲比老舍母亲还急。胡青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真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胡青还振振有词地说正上学不急谈婚论嫁。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像对几乎所有来客一样地对罗常培先生也唠叨起女儿的婚事，并托他帮忙物色。罗常培先生跟老舍先生是打小一起长大的，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而且已经是著有《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等作品的著名作家了。老太太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备选佳婿，就像是上天眷顾特地留给自己女儿似的，便先在心里替女儿拿定了主意。但她知道女儿是大学生，是新女性，不能直接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她。于是，老太太跟罗常培先生商量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1930年即将放暑假的时候，北师大音乐老师带胡青来到白涤洲家中，此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请老舍给北师大讲演，老舍欣然应允，这是胡青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胡青的目的很单纯，真就没往交男女朋友那方面想。
几天之后，胡青回到家里，母亲劈头盖脑就问：“看见舒舍予了吗？”胡青说：“见到了。”母亲又问：“人怎么样？”胡青答道：“人挺瘦，不强壮。”女儿对母亲突然提问舒舍予的事，仍毫无警觉。
此后，白涤洲、罗常培和董鲁安商定：为给老舍和胡青创造晤面、交谈、互相了解和增进感情的机会与条件，由他们三家轮流请客，在家里吃便饭，不请陪客，专请老舍和胡青。白、罗、董三家，把“轮流家宴”办得十分温馨，看似随意又似巧合，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二人互相了解之后，彼此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于是，在1930至1931年间的这个寒假，老舍与胡青的爱情，在抚育过他们生命的故土上滋生、发展……
后来，老舍回济南教书去了，放寒假时他给胡青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几大张，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身世：“我的身世特别苦。”胡青与老舍的出身反差很大，老舍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我最孝敬父母，你从小刻苦，自发愿意上大学，而且念到毕业，我般配不起你。可现经朋友介绍，你是最坚强的人，我也是坚强的人，将来共同相处，必定和和睦睦。和美的家庭才是真正的人生。”并称，“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少女，咱们连吃3顿饭，你不爱吭声，又像个闷嘴葫芦。”接着又说：“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这是很便利的条件。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了解，两个人肚子里装了不少东西，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随即，老舍向胡青提出“约法三章”：其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其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老舍还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此后，老舍一天来一封信，连续写了100多封信。胡青追求家庭中男女真正的平等，而不是那种做给外人看的假平等，她不打算结婚后成为家庭主妇，她要出去工作。这一点，老舍也极表赞同。
通过济南和北平之间频繁的鱼雁往还，两人的心走到了一起。1930年4月29日（阴历四月初四），罗莘田先生找到胡青，对这位女大学生说老舍很高兴这门亲事，如果胡青也同意，他就把准备好的礼物送来。当着二哥朋友的面，胡青并不害羞，她大方地说她也同意。于是，老舍托罗莘田送来了结婚戒指、两个双鱼银瓶、一个大银盾。另外还有老舍穿戴整齐的八寸大照片一张，下面写着四个楷体字：青爱存。1931年夏天，胡青一毕业，两人就举行了婚礼。
他们二人的婚礼，可谓中西合璧。1931年7月14日，出洋留过学的老舍衣着很西化，他西装革履，还戴着白手套，领着迎亲队伍前去西城宫门口三条胡家，把胡青迎了出来。
按照老舍的想法，是想举行一个全新的文明婚礼，即只是发帖子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餐，但双方母亲坚持要保留旧俗。最后是相互妥协的产物，既有磕头、拜堂、鞠躬等老礼，也有证婚人宣布婚姻等新礼。
待客人全部撤走后，两人相拥着来到临时的洞房——灯市口环瀛饭店。四目对视，老舍对胡青说：“以后你看我不吭声时，别怀疑我对你有意见，我只是在想事，或构思小说呢。”胡青表示，在那样的时刻绝不打扰他。
婚后半个月，他们带上从隆福寺买的几串小毛猴，双双赶往济南，开始了清贫但非常和谐的新生活。老舍来到济南后，继续当他的教授，胡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到1937年，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小日子过得相当平稳、舒坦。但是日本铁蹄激发了老舍的爱国情感，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最后在胡青的支持下，暂时抛下妻子儿女，只身赴重庆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并很快成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
胡青在老舍离开不久，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北平娘家。她一直想南下到重庆去跟老舍会合，但为了照顾老舍的母亲，她迟迟下不了决心。1942年夏天，老舍母亲去世，她就想走，可此时从北平到重庆的广大地域已全部被日军占领，很多地方都战火纷飞，要带着三个孩子，最大的仅10岁，另两个分别是8岁和6岁，更需冲破无数的关卡和硝烟，她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成行？
命中注定胡青选择了老舍，就必须要走一条坎坷之路。周恩来曾竖起大拇指感叹道：“中国女性中最坚强的是胡青。”
思前想后，胡青去重庆找老舍主意终于打定，一来是为了逃出虎口，二来全家可以团圆，三来可以照顾老舍的生活。老舍回信说：“我在重庆只是挣点稿费维持生活，你们若来要带着衣服和日用品，我无法预备。”胡青连夜赶做了5床大被子，收拾好锅碗瓢盆……他们在老舍挚友老向的帮助下（他事先没有征求老舍的同意，就“擅自做主”专程来接胡青母子四人南下），开始从北平赶往重庆。
离开北京那天是9月8日，胡青携3个孩子，10件大行李，雇了5个架子车，历经50天的奔波磨难，终于与老舍团聚了。
50天，在人的一生中眨眼即逝，而这50天在胡青的人生道路上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她乘过二等火车、军用卡车，也坐过洋车、帆船，更多的是跟在架子车后面走，最长的一次7天走了800里路。途中有艰难也有惊险。
一次，胡青为了躲避汽车掉在一丈多深的坑里，顿时浑身麻木，晕了过去……渴了，喝白开水，饿了，多以面条、大饼充饥。最让她头疼的是住店，两个木板架成的通铺，人挤人，头挨头，脚却悬空，她最担心的是怕孩子走散、行李被偷。如果说辛劳、困苦，胡青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她不能容忍的是精神上的压抑、人格上的侮辱，她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
一行人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盘问、恐惧、危险、空袭，终于，举步维艰的行程结束了，10月28日他们抵达重庆。50天就像一场灾难，胡青失去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经历——就是财富。
由于老向的此次义举属秘密行动，事先没有跟老舍商量。到了重庆后，他找人到郊区北碚去问老舍，要不要跟妻子儿女马上团聚。那一刻老舍正在吃馄饨，听到这一消息，手中正夹着馄饨的筷子微微颤抖了一下，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很快，老舍帮胡青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份临时差事，五口人一起过起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报纸上登出老舍夫人胡青到达重庆的消息后，许多朋友都来看望，这其中不少人家在北平，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听北平的消息。胡青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如何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烧杀抢掠，如何拿中国人不当人……胡挈青一遍一遍地讲述着，每逢此时，老舍总是抽着烟，默默地坐在一旁。忽然有一天，老舍对胡青说：“行了，我要写一部100万字的长篇小说！”
借助胡青给予的灵感和真实的故事陈述，老舍开始了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
老舍每写完一章，胡青就把底稿抄写下来，老舍再进行修改，改完再抄，反反复复。“约法三章”胡青做到了，“约法三章”中没提到的胡青也做到了，一篇篇稿纸，字里行间都融进他们的伉俪深情。
梁实秋写文章回忆这段时期老舍的家庭，曾说道：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的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的时候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胡青女士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
老舍的一生朋友众多，早年就认识了许多终生不渝的知己好友。他和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王亚平、杨今甫、肖涤非等诸位先生的友谊从他在山东的时候就开始了。此外，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与普通人的心是紧紧相通的。
胡青曾对人说过，老舍是在贫民窟长大的苦孩子，深知社会底层人民的苦衷，他笔下写的也是人民。对此，胡青饶有兴致地讲了一段往事——
当年《骆驼祥子》剧本完成后，在北京人民剧院首场演出时，老舍特意请北京的人力车夫前来观看，没想到这些人抵触情绪很大，他们对老舍说我们是“臭脚行”，你们拿我们不当人，还要搬到台子上去讽刺、挖苦。老舍为难了，他不知道这出戏能否通过。但当这些车夫看完戏后，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激动地对老舍说：“你写得太好了，把我们生活的艰难告诉了世人。”本来请他们提意见的老舍面对又是鞠躬又是道歉的工人反倒过意不去了，他当即从翠华楼饭庄买来几个大肘子款待大家。
毛泽东最佩服康熙皇帝，在他看来，康熙皇帝不仅懂几国文字，还精通地理、历史，而且执政时间最长，是难得的一代明君。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老舍，要他写一部关于康熙皇帝的剧本，老舍说：“您的好意我知道，但我没有进过皇宫，不知大臣们怎样接触皇帝，没有生活的体验，我写不了。”
而后，老舍满怀激情地完成了《龙须沟》的创作。在周总理的推荐下，毛主席观看了这部话剧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老舍其人除了为文，与茶也颇有渊源，他少年时代居住的小胡同口有一个茶馆，每日上学必经此处，放学后，他常常去茶馆听书。到中年时，老舍只身漂流重庆，在北碚住时，每次上街都要到茶叶铺坐一坐，久而久之，与一个老板交了朋友，老舍经常和朋友们在那里喝茶聊天，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个茶馆的楼上贴了许多“莫谈国事”的条子。这就是《茶馆》问世的铺垫。
本来，老舍“烟、酒、茶”俱全，后来他把酒戒了，原因是它对写文章毫无益处，烟也戒了，是从经济上考虑，但仅三个月又抽上了，只有茶一直未断。
老舍与溥仪也有过一段交往。一次溥仪到老舍家做客，品茶聊天之时，老舍问溥仪：“你当皇帝时喜欢喝什么茶？”溥仪回答：“按清宫的生活习惯我夏季喜欢喝龙井茶，冬季则爱喝普洱茶。”随后，他又说：“我每年不会放过喝普洱‘头贡茶’的。”老舍夫妇最高兴的事就是赏菊和品茶。在他们看来，赏菊可以养心怡神，陶冶情操，而品茶其先苦后甘的韵味，不仅令人回味无穷，又可萌发文思灵感。
在居室窗台上，胡青总会摆几盆形色俱佳的菊花，夏天，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清香；冬天，阳光照射在花上，使全屋平添了几许颜色与生气。每当菊花千姿百态、香飘四溢时，老舍夫妇便把亲朋好友请到家中，边赏花、边品茶，沉浸在无限欢乐之中。
每逢此时老舍便按旗人的习惯，亲自把盏。赏菊、品茶，其乐融融。这是老舍夫妇最开心的时刻，也是他们一生中最惬意、最放松的时刻。
在平淡的生活中，老舍对于自己的儿女，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教育方式，至今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老舍先生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曾说：“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如我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做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老舍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老舍先生的女儿为自己数学只考了60分有些不高兴，老舍却安慰女儿说：“60分也很高嘛！你比爸爸好，我小时候数学还净不及格呢！”当女儿问老舍先生自己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老舍先生回答说：“考不上大学，你就在家待着，我教你英语。”这是何等洒脱的心态，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是幸福的，不管干什么，心态都将会是健康而阳光的。
作为爱国文人，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写了很多歌颂党和新社会的诗文。谁料1966年，“文革”爆发，那些诗文也没能救他。8月23日早晨，老舍跟往常一样要去北京市文联上班，临走前，他问胡青：“今天是红卫兵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胡青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老舍边说边走了出去。
老舍去了，他是站着走出去，躺着回来的。这就是他们在百思不解的恐怖年代中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到了北京市文联以后的老舍，被红卫兵批斗并被打得皮开肉绽，走不动路，最后被拖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里。有人打电话通知胡青去接老舍，但只说是西单牌楼，没说具体地点，害得她雇了辆三轮车，到处转悠，最终才在派出所里找着老舍。此时，他穿着血衣，躺在地上，惨不忍睹。
胡青在三轮车里，搂着一动不动的老舍，颠簸着回到家里。胡青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漆黑的夜晚、那间小屋中发生的刻骨铭心的一幕：已经被红卫兵打得皮开肉绽、满脸淌血的老舍用双手紧紧攥着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们互相看着、看着。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声响……
不久，老舍恢复了点精神，就对胡青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胡青谨记洞房之夜的那个约定，没有再打扰他，但离开老舍的卧室时，生怕他寻短见，把他房间里剪刀、裁纸刀等利器都带出门外。第二天早上，她去给他换衣服，清洗伤口，劝他别再出去了。但老舍还是走了，而且永远走了——
“跟爷爷说再见。”临走前，老舍还跟小孙子打招呼，这句话是对小孙子说的，也是说给这个世界的，他又一次紧紧握着胡青的手，许久、许久……这是告别亲人，也是告别人生。
当胡青得知老舍沉湖的消息时已整整过了一天，她急急忙忙赶到湖边。老舍的尸体已被人打捞上来，浮肿的脸上沾满血迹，颈上、胸上伤痕累累。据目击者说当时湖面上还漂浮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张张纸片，有人捞上来看过，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
胡青呆呆地看着老舍的遗体，经人提醒，才想起找车。天已经完全黑了，一辆大卡车载着老舍的遗体，胡青在一旁守候着。天上下起蒙蒙细雨，地上刮起飕飕冷风。
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告诉胡青，因老舍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不能留骨灰，并让她现在就回去。胡青含着眼泪向车上投去最后一瞥。
周总理得知此事非常震惊，他派人向老舍亲人表示慰问，并亲自调查老舍去世的详细情况。总理在老舍去世5天后，亲自签发了关于保护干部的电文并拟定了保护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几天后，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老舍是死于太平湖的第一人，而到8月底已达到上百人。
1978年6月30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北京市和全国文艺界的朋友为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那天，邓颖超来得特别早，她紧紧握着胡青的手说：“如果恩来还活着，他会第一个来。”老舍那不屈的灵魂终于得以告慰。
老舍和夫人胡青共同生活了35年，35年间，两人一次也没红过脸，这样互相尊重、彼此适应的真挚情感，怕是鲜有人能一直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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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胡青共同生活了35年，35年来，他们的婚姻生活十分融洽，夫妻间没有红过一次脸，可算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夫妻间只有感情真挚、互相尊重、彼此体谅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