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对于经济危机谈“虎”色变，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形势转差，就业机会的减少，这是对老百姓生活最直接的影响。失业意味着收入来源减少或断绝，进而影响家庭的必要开支，挑战到家庭幸福指数。例如由于经济衰退，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因其家庭无法负担学费而辍学，政府用于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经费开支缩减，甚至因为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预算减少，导致问题儿童和问题青年增加，青少年犯罪率升高。
对于成人来说，经济危机则意味着他们要改变许多已形成惯例的习惯。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到了大的节假日，人们会相互赠送礼物，请客吃饭，联络感情。但是经济危机导致人们收入减少，钱包瘪了，在节假日上的开销也相应削减。不送礼或者送礼不那么大方了，聚餐的规格降低了，甚至不聚餐了。一件当成是传统或惯例的事忽然不做了，或者变样了，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就缩水了。
第二个主要原因，则是历时长的经济危机，如果拯救无力，则可能因失控而导致新的一轮战争的爆发。
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都还记得，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57年的美国，当时美国陷入银行系统瘫痪、粮食生产过剩、公司纷纷破产的危机当中。当危机迅速波及到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破产潮，由此爆发了着名的“南北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由一场史上罕见的经济危机诱发的。开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跨时4年，是自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破坏力最大、影响最深广的一次。这次经济危机甚至导致美国经济倒退了20年，德国和英国倒退了30年。相当于之前几十年的生产力发展都付之东流。生产力的急剧衰退，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任何一个小事件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的动乱。于是，对外发动战争成为了当权者转移民众注意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经济发展稳定时期，当权者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霸；而在经济陷入危机之时，战争成为了拯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二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德、意、日发动，进而蔓延到了全世界。
正如前面内容所阐述，战争是幸福的刽子手，战争虽然能以一种极端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加速商品的流通，但是，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战争只会代表着苦难，意味着无尽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因此，经济危机也就成为了阻碍人们幸福的洪水猛兽。
贫富两极分化
人们已经知道，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幸福感，但是，当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财富获取越多，幸福感越强的时候，事实最终呈现出来的却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在同一个社会里，财富的增加没能带来幸福感的相应增加？”2010年，英国两所着名学府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和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两位心理学家带着疑问，联手做了一次深入的研究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当一个人的收入的增加，与他周围的人——同事、邻居、朋友水平相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明显改变，其幸福感亦然。但是当在这种对比中，这个人排名越高，即便其优势只是高出那么一点点，就能给他带来较高的幸福感，他在这种对比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意识也会较高。
可见，人们在比较中的排名比起其绝对财富更能预示他们的幸福度，这也是为什么贫富不均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对贫富差距的拉大感到无比恐慌。
那么，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时会影响到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呢？
国际上运用一个名为基尼系数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差距水平，借此人们可以了解某特定地区人们的幸福感情况。
所谓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情况的一个分析指标，它是一个比例数值，最大数值为“1”，最小为“0”。
如果基尼系数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全部收入被某一方的人占有；如果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不同人之间的收入毫无差异，是完全平等的。在实际情境下，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人们对幸福感知会变得敏感起来，因此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国际上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是相对合理的，如果超过了0.4~0.5就表示差距较大，而大于0.5则表示差距悬殊。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处于0.24到0.36之间，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是非洲的纳米比亚。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时已超过0.4，如今逼近0.5，将要触及贫富差距悬殊的红线。
占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人口所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一份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报告表明，通过将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进行对比，得出的倍数关系同样可以说明贫富差距情况。在所列国家中，日本是3.4倍，印度是4.9倍，美国是8.4倍，而我国是10.7倍，意味着我们贫富差距呈现一个持续扩大的势态。
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中他提到的“均”，并非是要人人平均，而是要各得其所，防止贫富之间差距过于悬殊。
两千年后，无论是“伊斯特林悖论”还是英国大学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报告，都以详尽的数据验证了孔子未曾阐述的一个道理：贫富不均会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造成负面影响，在贫富差距现象中，处于下风的人们很有可能会产生仇富心理，从而导致贫富之间的矛盾。在一个仇富的社会里，富人没有安全感；穷人则不安于现状，社会就会陷入动荡。
所以，孔子关于“均”的思想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同样适用，它符合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2012年，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在30年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已经高达.3倍，而国际上这个数值最高在2倍左右。我国行业之间的员工工资最高和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这些少数人所在行业多为房地产、矿产、证劵等暴利行业，或从事与土地、资源、资本有关的业务。财富集中化的结果，使我国中间阶层缺失，而处于两端的贫富群体之间的差距愈加扩大。
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数量的多寡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一阶层的断层，也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信仰缺失，心无所依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一种精神作为脊梁，信仰就是这道脊梁的构成力量之一。大文学家雨果说，信仰是人们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幸福。
人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因为信仰具有给予人希望的属性。人性从未达到完美，而信仰给了我们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的启示，它推动着我们不断完善自我，勇敢向前。所以，信仰是我们不断获得幸福感的源泉所在。
很多人的信仰通过宗教形式来得以实现，他们信仰的对象多为某位全能的“神”，有的人信仰的是某种主张，某种主义，甚至是某种现象，某种力量。无论信仰的对象为何物，信徒们坚信自己信从的是正确的，是能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他们会在意识中构建一套人生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信仰其实是心灵的产物。
有信仰的人，一定是有所求的。缺乏什么，就会希望得益于某种强大的力量，使自己的所求得到满足。只要到寺庙里走一走，就不难看出，敬拜观音菩萨的，多都是求子求孙的；敬拜大雄殿的，所求就很杂了，求平安，求事业顺遂，甚至求姻缘。更有些人特地绕道去一趟关帝庙——这也是中国特色，在佛教寺庙里建财神庙，满足了朝拜者的多重需求，利人利己，皆大欢喜。而虔诚下跪求拜的人，不管灵不灵验，首先求一个心安。
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余波震荡，求神拜佛的人一时间络绎不绝，以至于某座寺庙打算免费向大众开放，让佛光普照到更多凡世中人。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忙着开拓市场，忙着开足马力生产产品，来往于客户之间，无暇到寺庙里烧香，而市场前景不妙，才想到了向神灵求助。
这说明一些人的所谓信仰，不过是临时抱佛脚，需要的时候烧香，不需要的时候保持距离。
它折射出现阶段很多人的信仰现状：无信仰状态。
真正的信仰者，所信奉的应该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唯一真理。它可能是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理论，但首先，它必须是抽象的，而且具有唯一性。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无信仰者并非没有信奉的对象，而是他们信奉的并不能归结为真理。金钱崇拜或物质崇拜，也是一种精神的归依，但无论是金钱还是别的实体，虽然在某一时间段能慰藉人们的内心的空虚，却不能成为人们永久的精神支柱。二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缺乏信仰，于是人心无从挂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评说国人的信仰现状是“缺乏一个真实的神圣基础值得挂靠。”他又说道：“如果说，人心挂靠在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人心挂靠在某种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人心挂靠在文化，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了。”所以，信仰问题解决的，是人心挂靠何处，归依何方。
人心无归依，缺乏信仰，就容易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所扭曲。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源头缺乏坚定的信念，行为也就被导向错误的方向。方向错了，结果必然也是错的，错的结果无法带来满足感和快乐感，于是人们祈求的幸福也就无从着岸。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作为个体的人同样如此。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但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追求的目标。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其信仰可以是某种宗教，也可以是某种信念；对于个人而言，信仰选择范围更大。上至国家、民族，下至宗教、信念，甚至某个人，某种现象……但无论是国家、民众还是个人，追求幸福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共同信仰，幸福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是隐藏在一切信仰背后的真正目的。
